宋朝的独立审判制度：揭开传统司法误解

我们不能说宋代已经出现近代意义的“司法独立”，宋朝行政与司法的分立并不是特别明确。不过，若说宋朝已经出现了“法治的意识”，则是没有问题的。宋人认识到，当法律制定出来之后，上自君主，下至臣民，都需要遵守，君权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宋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是为君者私其亲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是为臣者私其身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其实是中华法系的古老传统了。为深入理解这一传统，我想插播一则故事：张释之是汉朝的首席大法官（廷尉），一日，汉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导致拉皇舆的马受惊，文帝也差点受了伤。于是皇帝命令侍卫将那人擒住，交给张释之审讯。经讯问，原来那人是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的乡下人，因为听到开路禁行的喝道声，便躲到桥下，过了许多，以为皇帝的乘舆车骑已过，便跑了出来，谁知就冲撞了皇舆（在当时，这叫作“犯跸”）。

张释之向皇帝报告了案情，然后提出处罚意见：“依大汉朝的法律，一人犯跸，当课罚金。”汉文帝听后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这马儿驯良，要是换了别的马，说不定就将我摔伤了。廷尉你竟然只判处他罚金？”张释之告诉文帝：“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规定，当依法执行。陛下如欲加重惩罚，则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跸之时，陛下您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但现在已交到我廷尉这里，我身为廷尉，自当公正执法，若有偏差，则天下的法官都会任意轻重，那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说道：“廷尉当是也。”承认张释之是正确的。

显然，法官张释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应由法官依法裁决，皇帝也不可干预。张释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也多次为后世的司法官所引述，用来对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图。但宋代的学者、法官提起这起“犯跸”案例时，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您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他们认为，作为负责司法的廷尉，实在不应该说出这种违背法理的昏话。如宋代的洪迈就提出批评：张释之说“上使诛之则已”，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

南宋大儒陆九渊更是从一个很刁钻的角度发出诘问：假设汉朝的法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那廷尉是不是也应该坚定地按照法条办案，将那个倒霉而无辜的乡下人处死呢？陆九渊的答案是：不可以处死。他追溯到《尚书》记载的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乃有大罪，非终，乃为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这段话，需要逐字翻译一下：非终，指偶犯；眚灾，指因过失造成灾害；适尔，指偶尔；道极厥辜，指坦白自己的罪行。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属偶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据这项古老的司法原则，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法官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因此，张释之应该向文帝解释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规定”相敷衍。

在这里，陆九渊阐发了他对“司法独立”的非凡见解：法官，不仅要据法决断，也当依照古老而永恒的法理审查法条。这些法理蕴含于永恒的天道人情（自然法）中，记录于古老的法典中，由饱学的法官给予发现、阐述。显然，皇帝应当接受这些先于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义制定出来的法条，也要符合永恒法理，方为善法。这样，既能够保持司法之独立，也可以避免法家式的“任法之弊”。(www.xing528.com)

在具体一起诉讼案的审判过程中，宋朝也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这套“独立审判”的制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外力（包括皇帝的意志）可以监督，可以弹劾，但不能干预审判。

宋朝的法律明确规定：一，州县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得请示、征求上级法司的看法，“州县鞫狱，在法不得具情节申监司，及不得听候指挥结断”；二，提刑司如果发出批示干预州县法院的司法审判，州县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办事，“如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州县不得承受，一面依条施行”；三，干涉下级独立审判的上级法司，以违制追究责任，“监司指挥具情节及令听候指挥结断者，以违制论”；四，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案件，不受宰相与君主的干预，“受诏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中书咨禀”。

另一方面，宋代的法律也指出：“如监司见得（州县法院）果有情弊及情理未尽，即别行按劾。”上级法司与监察部门可以紧紧盯着司法，发现法官有不法情事或错判，可以弹劾，但就是不可以指挥法官如何审判。

今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随，赏戮由心”，又以为古人没有“司法独立”的精神，传统文化是构建现代司法制度的无形障碍，殊不知这都是深深的误会。

好了。通过考察宋朝行政、立法与司法三个权力分支的制度形态，我们实在很难认同诸如“宋代君主专制得到强化”的论断。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宋朝并不是一个皇权专制的王朝。这并不是我的创见，知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老早就说了：“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1941年，主持复性书院的马一浮邀请钱穆前往书院讲演，钱穆的演讲主题便是反驳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一贯专制”的成见：“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专制。余窃欲辨其诬。”马一浮听后，大为赞赏，说：“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我的论证，无他，只是向钱穆等前辈致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