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些年检读宋臣奏劄、政论,发现不止一位士大夫都上书著文要求“天子揽权”。比如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王十朋考中进士第一名,殿试时又被擢为状元。他殿试提交的策论题目就是“法天揽权”,文首便赤裸裸劝宋高宗揽权:“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
然而,接下来,王十朋又这么解释“君主揽权”:“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食德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用一连串否定句式划出君权的边界:皇帝不要强明自任,不要亲治细事,不要不任宰相。
那么什么才是王十朋想要的“君主揽权”呢?王十朋说:“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如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原来王十朋想说,君主亲擢人才,然后放手让他们治理国家,这就是“揽权”。实际上王十朋并不相信君主有能力识遍天下英才,故而他又补充说:“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天子进退人才,到底还是需要尊重臣僚的“公心荐举”与天下国人的舆论。你说,这究竟是劝皇上揽权呢,还是劝皇上不要揽权?
◎宋《却坐图》表达的君臣关系
读宋人的这些论述,有时候读着读着我忍不住就乐了,耳边仿佛真切听到许多士大夫跟皇帝说:“没错,陛下你应该揽权,不过揽权并不代表您要管那么多事,治理国家的事还是应该交给执政大臣好了。”
从劝皇上揽权的立论出发,最后得到“善揽权就是不揽权”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非常奇怪,完全说不通嘛。
不过,宋人却能自圆其说,我们来看南宋士大夫徐鹿卿呈给宋理宗的《上殿奏事第一劄》,在这篇奏劄上,徐鹿卿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恭惟皇帝陛下独奋乾纲,再立人极,并建宰辅,收揽威权。”他是在劝皇帝揽权专制吗?看下来你就明白他的用意了:“陛下惩臣下之专,收大权而自揽之是也。然权病乎专,亦病乎分。善揽权者,非必万事万物尽出于我,而后谓之揽权也。权之在中者,即其在人主也。如必一一而身任之,则聪明必有所遗,威福必有所寄,将以揽权而权愈散。能防之于外庭,而不能不失之于旁出。祖宗未尝不以事权付中书,而能使臣下无专制之私者,以有台谏封驳之司也。”(www.xing528.com)
徐鹿卿的论证逻辑是:皇帝如果“收大权而自揽”,那就算他天纵英明(宋人从骨子里不相信有这么圣明的君主),也必有疏漏;就算皇帝精力再盛,也独力难支,因此,还是需要有近臣、私臣协助,但如此一来,又给了近臣、私臣弄权之机。君主揽权的后果却是揽不了权。倒不如将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专业的执政团队。权在中央政府,即代表权在人主。
与徐鹿卿大致同时代的黄履翁也写过一篇给宋理宗看的政论文,题目叫作“揽权不必亲细务”,立论是说君主必须“总权”。表面看来,这也是劝理宗皇帝揽权的。但黄履翁同样认为,“人主之所谓总权者,岂必屑屑然亲事务之细哉?夫苟屑屑然亲之,则其聪明必有所遗,而威福必有所寄。聪明有所遗者,乃生患之原;而威福之所寄者,即弄权之渐也”。因此,真正“善揽权”的君主(如宋仁宗)是这么做的:“以天下之责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台谏,以天下之论付士夫,则人主之权重矣。”
黄履翁还进一步阐述说:“权不可以不归于人主,而必重庙堂之柄以总之;政不可以不在庙堂,而必择台谏之臣以察之;言不可以不从台谏,而必通天下之情以广之。如是,则万世无弊矣。”黄氏其实描述了一个有着宋朝式分权与制衡的权力结构: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察之台谏,相制相维。首先是权政二分,权是象征化的君主权威,政是实务性的执政大权;同时,为防范执政大臣专制,又立一个独立的代议机构(台谏系统)来监督、制衡政府之权。宋人心仪的“共治政体”,实际上就是这么一种分权制衡的权力构造。
总而言之,宋人看似是在劝君主揽权,其实是试图通过对“揽权”的颠覆性解释,要求君主不亲政务,保持超然的地位,将具体治理国家的权力委托给士大夫集团,执政团队对皇帝负责,并接受台谏的监督与制衡。宋人跟皇帝解释说,这才叫作“总权之大纲”,这才是“善揽权”。
他们这种别有用心的“伎俩”,后世精明的清朝皇帝一眼就看穿了,康熙指出:“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神器至重,为天下得人至难,是以朕垂老而惓惓不息也。”
不过宋朝的君主没这么精明,往往被士大夫“哄”得一愣一愣,表示同意士大夫的解释。如富弼批评皇帝:“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神宗只好说:“金石之言,朕不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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