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理学被帝王误导：揭开《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

朱熹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却极尽哀荣，元、明、清三朝都将他的学说尊为正统，于是程朱理学完成了从一门在野政治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跳跃。明王朝更是将程朱理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不过，明代的理学家仍能接续宋儒余绪，尝试以“理”抗衡皇权的“势”。晚明理学家吕坤便宣告：“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

以“理”抗“势”是宋明理学作为一门政治哲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主张。宋代理学家推演出一个“道理系统”，这个“道理系统”由周敦颐“倡其始”，程颢程颐“衍其流”，关西张载“翼其派”；又由朱熹“推广之”，张栻“讲明之”。他们强调，“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道理高于皇权，哪怕是一介匹夫，只要道理在他一边，即便是“万乘之尊”（皇帝）也应当屈服之。吕坤之论，与宋代的“道理最大”之说一脉相承，只是明朝时“势”与“理”的紧张关系已经显露出来。

入清之后，大清皇帝对程朱理学的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士大夫不尊程朱之学，竟然会被处以“毁谤程朱”之罪。我来讲完最后一个故事。雍正年间，有个叫作谢济世的监察御史，因为弹劾皇帝的宠臣田文镜，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两年后，有人举报谢济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雍正勃然大怒：“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谢济世因此差点被处死，已经被绑上刑场，临刑前，才得旨：“谢济世免死。”

后来乾隆继位，似乎是一个不怎么喜欢田文镜的帝王，谢济世觉得机会来了，将他的《大学注》（重新整理过了，删掉了被雍正指为“怨望诽谤”的句子）进呈给乾隆。谁知却给乾隆掷了出来。此时乾隆杀心未起，谢济世总算得了善终，但他去世之后，朝廷从他儿子谢梦熊家中抄出他的一本遗著《梅庄杂著》，乾隆阅后，恨恨地说：“阅《杂著》所签各条，诚不免语含怨望。使其人尚在，自当明正其罪，以昭惩创。”

你看，大清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尊崇，连一句对程朱表示异议的话也不可以说。然而，非常讽刺，清初最有杰出的理学家吕留良（时人评价吕留良“守程朱之学之严，无若先生者”），却被清廷剖棺戮尸，子孙与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流放为奴。为什么？就因为吕留良的理学思想对皇权专制提出了挑战。比如他说：“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议礼，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心事。”(www.xing528.com)

朱熹那句“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的牢骚，要是在清朝说说，恐怕早已被砍了脑袋。程颐要是生在大清盛世，也必为乾隆治罪，因为他说过：“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这句话让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来驳斥程夫子：“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将皇帝往哪里摆？眼内还有皇上吗？

高压之下，清代的所谓理学家已全无宋明士大夫的风骨，如清初的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自朱子而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将康熙皇帝捧为“道统”的接班人。而在宋人构建的理学道统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道统完全独立于皇权。另一名理学家焦循则大骂吕坤之论：“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意在以“理”抗衡皇权之势、以“正心诚意”格君心之非的程朱理学本身，此时也被扭转方向，用于束缚民间社会与一般平民。段塔丽教授曾经对《古今图书集成·闺媛典》记载的历代贞妇烈女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隋唐时，朝廷褒奖的贞妇烈女有61名，两宋有274名，元代742名，明代有35829名，清初（前82年）有12323名。这个贞妇烈女数量的增幅，跟程朱理学获得官方尊崇的轨迹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当程朱理学从在野的政治学说蜕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它的约束对象就开始发生了错位。

但即便如此，程朱理学也没有某些人控诉的那么“罪孽深重”，要为中国近百年（或五百年，或一千年）的落后负责云云。恰恰相反，晚清时候，随着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家崛起，士大夫政治意识得以觉醒，理学出现了一波回归，而这次“理学回归”的过程，基本上又跟“同治中兴”同步。换言之，理学并没有造成清王朝的专制与衰败（而是清王朝的专制导致了理学的衰败），反而创造了晚清最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