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制约君权的政治哲学

我要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关涉到程朱理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程朱理学是一门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后世学界将程朱理学说成“客观唯心主义”，将陆王心学说成“主观唯心主义”，便是从哲学的角度解释理学。不过，我们其实可以从更“薄”的层面去理解程朱理学，将程朱理学还原为一门政治哲学。理学虽然强调“内圣”，但“内圣”只是出发点，归宿还是“外王”，从“内圣”开出“外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程朱理学的一个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我们对程朱理学中一些不近常理的说法才会豁然开朗。

程朱理学是一门政治哲学，换言之，这门学说其实是讲给君主、讲给治理国家的士大夫群体听的；宋代理学家特别讲求的“理”，也是用来约束君主与士大夫的。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好，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也好，都是针对君主与士大夫提出来的道德标准，他们是统治者，是社会精英，承受更为严格的道德约束也是应该的。

晚清的徐继畲就这么解释程颐为什么要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承五季之后，世风靡靡，夫妇一伦轻亵已甚，故伊川（程颐）立此严峻之防，使士大夫有所矜式，非为愚夫愚妇言也。”实际上，程颐还主张，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同样不应该再娶，“大夫以上无再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这个高标准亦不适用于一般平民。大夫以下的平民是可以“不得已再娶”的。对于“愚夫愚妇”，儒家的主张向来是“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礼不下庶人”，用不着那么讲究。

现在来说第一个故事。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程颐以布衣之身份，被朝廷召征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年幼的哲宗皇帝的经筵官。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不过程颐没有马上应承，而是上了三道札子，阐述他对经筵制度的看法，并提出一个条件：如果朝廷赞成他的意见，他便担任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崇政殿说书”一职还是另请高明。

在第三道札子上，程颐说：“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慑，莫敢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德可知。中常之君，不无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总而言之，如果君主不知道克制、敬畏，后果很严重。

怎么办？程颐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两套制度：一，君德成就责经筵；二，天下治乱系宰相。什么意思呢？首先是经筵制度，程颐认为，皇帝比任何人更加需要教化，因此，必须建立经筵制度，礼聘大儒讲课，让君主长期接受儒家理想的熏陶，潜移默化，养成克制的自觉与能力（君德）。这个过程，也叫作“格君心之非”，是理学的重要主张。(www.xing528.com)

其次是宰相负责制，程颐认为，应当剥夺君主的执政权力。君主地位尊贵，是最高的仲裁者，受众臣、万民景仰，但是，君主不应该具体执政，不必亲裁细务，执政的权力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并由政府承担“天下治乱”的责任。这也是宋儒的共识。从程颐后来还是欣然就任“崇政殿说书”来看，朝廷应该对他的意见没什么异议。

另一位大儒朱熹后半辈子都在强调“正心诚意”，这同样是对君主与士大夫的要求。我来说第二个故事。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年近六十的朱熹应宋孝宗之召，赴杭州入对。启程之际，友人劝告他：皇上不喜欢“正心诚意”之论，您就别提这个话题了。朱熹正色说：“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

待见到了宋孝宗，朱熹劈头就对皇帝一顿臭骂：“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为什么会这样，朱熹分析说，是因为陛下您“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最后朱熹建议皇上：“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

不管朱熹的这一套皇帝听不听从，但朱熹的本意确是要求君主与士大夫节制人欲、遵循天理，而不是要老百姓这样做。学者陈来先生在岳麓书院的一次演讲中澄清过这个问题：“有人讲，宋儒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讲‘存天理、灭人欲’，是讲给老百姓听的，是用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个不对。我们看朱熹的经历，他一开始就是讲给皇帝听的，是向承担各级职务的知识分子宣讲的。”

而且，朱熹对天理与人欲的区分，也不是今天许多人想象的那般极端、刻板。朱熹自己解释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显然，朱熹并不反对正当的人性需求，而是反对没有节制的欲望。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朱熹的主张也是有道理的。人有欲望，但人生活在相互的关系中，如果欲望不加节制，特别是统治者的欲望如不受限制，则必将对他人构成威胁或伤害。所以人们在交往、结群的过程中，会形成道德、伦理、礼法。道德、伦理、礼法都是为了节制人性中过度的欲望，从而达成大众福利的最大化。优良的公共治理秩序，有赖于人们对道德、伦理、礼法的遵守；而一个各人听任于自己欲望的社会，也必然会变成丛林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