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法庭规定：民众告状无需跪，刑事审讯也不要求跪

在所有的“包公戏”中（包括今人拍摄的《包青天》电视剧），都不约而同地这么表现包公审案的情景：诉讼两造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比如元杂剧《包待制智勘后庭花》讲述，王庆等人被带到开封府审问，众人跪下，王庆不跪，包公喝道：“王庆，兀那厮你怎么不跪？”王庆说：“我无罪过。”包公说：“你无罪过，来俺这开封府里做甚么？”王庆说：“我跪下便了也。”遂下跪。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意。“跪讼”的细节，当然可以理解为官府对于平民尊严的有意的摧折。有论者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这一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但是，宋代的司法是不是出现了要求讼者下跪的制度呢？或者说，一名宋朝平民如果被包拯传唤到公庭审讯，是不是就必须下跪叩首呢？

我曾经检索多种宋朝文献考据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不管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司法文献，还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均找不到任何关于诉讼人必须跪着受审的记录。

倒是《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当宋朝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那么“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据官箴书《州县提纲》介绍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可知宋朝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www.xing528.com)

朱熹当地方官时，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作出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作“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那法官开庭审理的时候，诉讼人又用不用跪着听审呢？按《州县提纲》的要求，开庭之际，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可见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南宋《十王图》中的公堂

又据另一部官箴书《作邑自箴》，“（法官）逐案承勘，罪人并取状之类，并立于行廊阶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热雨雪听于廊上立”。审讯刑事案时，受审的“罪人”看来也是立于庭下，而不必跪着。

跪着受审的制度应该是入元之后才确立起来的。清人撰写的官箴书，已经将“跪”列为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了，如清初黄六鸿《福惠全书》记录的清代审讼程式：“午时升堂，……开门之后放听审牌，该班皂隶将‘原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东角门；‘被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西角门；‘干证跪此’牌安置仪门内，甬道下……原差按起数前后，进跪高声禀：‘某一起人犯到齐听审。’随喝令某起人犯进，照牌跪……”只有取得功名的士子乡绅，才获得见官免跪的特权。

很明显，清代官箴书中的审讼场面跟宋代官箴书描述的审讼情景，差异非常大。“包公戏”的编剧们显然是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套到宋人身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