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拆除小区围墙的官民博弈

从现代国家的城市规划经验来看，共享街道资源的开放型街区显然是城市形态的主流，封闭型小区很少见。从中国历史来看，告别封闭型居住区、走向开放的街市，也是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历史大势，构成了唐宋变革、从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的内在动力。

许多人都知道，宋代之前，中国的城市治理实行里坊制，以北魏的洛阳、隋唐的长安为典型。一个严格实行里坊制的城市，如唐代长安城，就如一个巨大、工整、方正的棋盘，正方形的城墙里面被分割成一百零八个方块，每个方块就是一个里坊。里坊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区有点相似（但不可等同），那就是其封闭性，而且里坊的封闭性远远大于今天的小区。

每一座里坊都有围墙包围，与外面的街道相隔离，严禁居民翻墙，《唐律》这么规定：“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从沟渎内出入者，与越罪同。越而未过，减一等。”又以“疏议”的形式解释这一法条：“官府者，百司之称。所居之处，皆有廨垣。坊市者，谓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其廨院或垣或篱，辄越过者，各杖七十。侵，谓侵地；坏，谓坏城及廨宇垣篱：亦各同越罪，故云‘亦如之’。”坊墙如果倒塌，政府会要求坊内居民及时修复，如唐代贞元四年（788年），皇帝下诏：“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不得科敛民户。”

◎唐代长安图。转引自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社（台湾）

坊墙开有坊门，供居民出入，坊门由“坊正”（相当于居委会主任）按时开启、关闭：“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也就是说，日落之后，街鼓敲响，城门与坊门都准时关闭。次日早晨大约6点钟，晨鼓响起，坊门才开启。按唐代法律，坊正如果“非时开闭坊”，将被处以“徒一年”的刑罚。

坊门关闭之后，整个城市实行夜禁，禁止行人上街，只准在里坊内活动，或者洗洗睡。在夜禁时段内无故上街溜达，即为“犯夜”。按《唐律疏议》，“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更有甚者，一宦官“酒醉犯夜，杖杀之”。

这样的里坊制度，尽管有利于维持井然有序的城市秩序，保护居民区的安全，但是显然，它也严重限制了市民的活动自由、束缚了市民生活的丰富性。因此，大约在中晚唐的时候，里坊制度开始受到市民的挑战，由此拉开了政府与居民之间的长期博弈。

居民挑战里坊制的做法包括：其一，侵占坊内的街巷、造屋开店。在严格的里坊制下，居民区是不允许开设市场、店铺、酒肆的，市民购物只能跑到政府指定的商业区。但唐德宗时代的大历十四年（780年），有不少官员（可以将他们理解为有特权的民居）干脆在“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朝廷要求“并宜禁断，仍委御史台及京兆尹纠察”。(www.xing528.com)

其二，坊门不按时启闭。如唐文宗时代的太和五年（831年），有巡使报告皇帝，长安的一部分里坊，有居民“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巡使还建议：“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其三，坊墙倒塌了没人愿意修复。如唐中宗时，“洛阳县申界内坊墙因雨颓倒，比令修筑。坊人诉称：皆合当面自筑，不伏率坊内众人共修”。按唐朝法律，坊墙倒塌，要由全坊居民出钱维修，但现在有坊墙“因雨颓倒”，坊内居民却不愿意承担修整的责任，要求应由塌墙对面的那一家人负责修复，为此还闹到了衙门。可以相信，在唐朝中晚期的长安城，不少坊墙其实已经倒塌，且未及时修复。

再经唐末至五代战乱的摧残，许多城市的坊墙都不知什么时候被推倒了，里坊制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了宋代，作为首都的开封府，整个城市格局都跟盛唐时的长安城全然不同，就如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那样：坊墙早已不见踪影，街巷四通八达，人们临街开店，形成热闹而喧哗的街市，有如现代城市的开放性街区。夜禁的制度也松弛下来，城市彻底灯火通明，“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而在里坊制下，夜市是不合法的，“六街鼓绝尘埃息”。

北宋开封这种摆脱了里坊制束缚的城市繁华，是北魏至隋唐时代的政府所不乐见的，因为它对城市治理与旧秩序带来了挑战。隋朝时，隋文帝驾幸汴州（开封），“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便任命能吏令狐熙为汴州刺史。令狐熙上任后，着手整顿城市：“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令行禁止，称为良政。”恢复了里坊制的井然秩序。

对城市的主政者来说，整齐划一、井然有序的审美图景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即使到了北宋前期，宋政府还是希望恢复里坊制下的城市秩序。比如至道元年（995年），宋太宗“诏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这个“雍洛之制”便是指唐代洛阳城的里坊制。咸平五年（1002年），宋真宗又任命谢德权拆除汴京的侵街建筑物，谢德权以霹雳手段拆迁后，上书建议置立“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这个“禁鼓昏晓”，即唐代里坊制的配套制度——夜禁制。

然而，这种与城市商业、市民生活为敌的审美秩序，已经不值得宋朝市民留恋，宋政府终究未能恢复唐朝的里坊制，有学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的奏议，却只字未见”。这可能是因为，再没有一个宋朝人愿意在坊墙已倒塌的开封城重新建造围墙。到了宋仁宗朝，开封市民突然发现，“二纪（近二十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掌禁鼓的官职）废矣”。谢德权重新竖起来宣告坊门启闭时刻与夜禁时间的街鼓，不知不觉已废弃不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里坊制彻底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