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公司：抗战胜利到解放初期的变迁

抗日战争胜利后，宋棐卿本想从此可以发展他的事业，但国民党的“劫收”大员来到天津，以接收敌产为名，企图插足东亚，分得利润，故意找东亚公司的麻烦，宋棐卿对此大为不满。他结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时子周、苑宝璜，后同往重庆，以便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他在重庆所看到的是贪污搜刮成风，政治腐败不堪，因此情绪一落千丈，毫无所获地回到天津。

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劫收”，置国民生计于不顾，东亚所需的毛麻原料来源均告中断，加之外汇牌价未定，也无法向国外定货，致使东亚濒临停产。当时虽有一批美国救济物资，但均被官僚资本捷足先登，东亚公司几经交涉，才略为分到一些，凭此勉强开工。由于东亚的前途暗淡，厂内的技术人员纷纷脱离东亚而转入官僚资本的中纺公司，这对东亚打击不小。这时美古绅洋行乘市场缺货之际，竟以粗劣的“熊猫牌”毛线，压低价格与东亚的毛线竞争。与此同时，从美国进口的药品又充斥市场，致使东亚化学厂所生产的西药严重滞销，不得不停产关闭。

在东亚公司内外交困之际，孙桐萱又派人来津向东亚商借巨款，被宋棐卿婉言拒绝，孙恼羞成怒，要求清算抗战八年期间的租金和股息红利，并控告宋棐卿是汉奸，宋因此被拘押起来。虽然宋棐卿很快就被保释出来，但他已经察觉到形势对自己的不利。为此，宋棐卿推举了当时与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有密切关系的天津河北省银行总经理兼天津商会会长姬奠川，作为东亚公司的董事长，此人与军政界、金融界等方面的一些知名人士有着广泛的交游，把他推举出来，有利于东亚的发展。

宋棐卿极力拉拢国民党政府要员，以求庇护。孔祥熙、李宗仁、蒋廷黻、谷正纲、孙连仲等人，都先后被邀到东亚来参观。对天津的党政要人，如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临时参议会议长时子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中统头子甘舍棠等人，宋棐卿也千方百计地进行拉拢。一九四七年，宋棐卿借纪念东亚公司建厂十五周年之际，广邀党政军要人及各界人士参加庆祝典礼，大张声势。经此一番努力，东亚公司的困难处境基本上扭转过来。孙桐萱虽是个硬对头，但经时子周几次出面调解，终与宋棐卿握手言和。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后，国内政治局面极为动荡不安，经济紊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战场的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已经面临垮台之危险。宋棐卿鉴于沦陷时期之教训，同时听到国民党的宣传，对共产党持怀疑态度，因此每日惶惶不安，担心事业破灭。他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开始筹划在香港建立分公司。于是，宋棐卿派宋宇涵和王雨生先到香港筹办建厂事宜，自己则赴美国，在费城购买了一套旧纺毛机器运往香港。购买机器的款项是由出口瓜子、花生、核桃仁等以易货贸易形式结算的。宋棐卿为了将其资金转移到香港，以加大生产开支的方法，将账面上的数字一点一点地转移了。(www.xing528.com)

一九四八年八月，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币制改革，滥发金圆券，冻结物价，酿成一次空前的大抢购风潮。宋棐卿果断地利用外轮将大批产品暗地运往上海、广州、台湾等地，按黑市价格脱手，因而东亚在抢购风潮中未吃大亏。后国民党军队又以军用为借口，向东亚强行征购青麻二十万斤，麻袋二十万条。经多次交涉，东亚公司只交付了二万五千条麻袋。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社会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又多次以逮捕共产党为借口，向东亚公司进行敲榨勒索。

当解放军围城炮声隆隆的时候，忽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原在东亚公司供销科工作的石小东，从解放区跑回到厂里来。石小东悄悄地告诉宋棐卿：黄敬同志在胜芳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进入天津以后要争取开明资本家宋棐卿，希望他能保护好工厂等等。石小东带来的这个消息，宋棐卿听了极为兴奋，他没有想到共产党会相信自己，于是他决定暂时留在天津，先不去香港。他在厂里组织了护厂队，自己也搬到工厂来住，并让各部主任也都轮流到厂值班。

不久，天津解放了，东亚的工人和天津人民一样，热烈地欢庆解放。当时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经济尚未恢复，工人生活有困难，有的人竟提出把东亚库存的毛线分掉。这是宋棐卿在解放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于是他对人民政府产生了疑惧情绪。驻厂工作组知道此事后，立即召集了全厂职工大会，对工人群众阐明党的政策，并问工人们“你们是要吃鸡呢，还是要吃蛋？”简单的一番道理，使问题迎刃而解，也使宋棐卿受到了一次政策教育。他高兴地说：“还是共产党有办法。”于是他在工作中有事多和工作组商量。东亚成立了工会，同时还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