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天津出现了一家新建的毛纺厂——祥和毛纺厂。经理袁绍周，南开大学毕业，曾赴美国专攻纺织，回国后在天津法租界五号路创办工厂，生产毛线，商标为“飞艇牌”，质量很好，在市场上颇为畅销。袁在办毛纺厂以前，曾办过华光染厂多年，在工商界有一定的影响，在经营方面也有一套办法。他办毛纺厂后，以高价收买了一批东亚公司的工人和职员，这无疑是在挖宋棐卿的墙角。当时东亚公司的生产刚刚转入稳定状态，销路也已打开，正在大展宏猷的时候，忽然出现这样一个敌手，使宋棐卿大为恼火，决定拼个死活。
经过宋棐卿与赵子贞、宋宇涵等人的精心策划，与祥和毛纺厂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商战。东亚公司先以砸价甩货的手段倾销“抵羊牌”毛线，方法是买两磅者送一磅，后来干脆买一送一（其实他们所送的那一磅毛线是次等货，并且份量不足，买主们不知内情）。与此同时，宋棐卿还利用商会势力，成立了线业公会，推荐刘纯甫（“抵羊牌”毛线经销家经理）为会长，控制了大部分经销毛线的百货店，只准销售“抵羊牌”毛线，不能销售“飞艇牌”毛线。这些措施使祥和毛纺厂受到了很大打击。
在激烈的商战中，赵子贞又别出心裁地建议生产名为“高射炮”的毛线，质量较次，价钱便宜，大肆宣扬“高射炮打飞艇”，在舆论上压倒对方。(www.xing528.com)
宋棐卿为防止本厂工人和技术人员外流，想出一个拉拢工人的办法，名为“蹦蹦利”。其办法是从工人的每月工资中扣除一元，作为存款，共扣六个月，到年底时则加倍归还为十二元。倘若中途辞职不干，这笔钱全部没收。
经过一年的商战，祥和毛纺厂被杀得丢盔卸甲，最后不得不甘拜下风，请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出头调解，将祥和的全部机器设备、资金等作股三十万元，併入东亚，祥和厂改名为东亚公司第一分厂，袁绍周被聘任东亚公司的营业部主任。这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大鱼吃小鱼的一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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