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羊牌”毛线销路打开了,东亚公司的声誉迅速提高,宋棐卿踌躇满志,为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决定广泛招股。宋棐卿雄心勃勃地提出“东亚的股东要遍布全国”。其招股原则是“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所以,东亚公司的股东最多时曾达到一万余户,遍及全国各地,分布于各阶层。
东亚公司的广泛招股,一方面吸收零散的小股份,一方面注意拉拢社会知名人士入股。军政界人物如韩复榘、谷良民、孙桐萱、孔祥熙、赵丕廉等都是股东,并为东亚公司出力不小;天津工商界有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王文典(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雨生(王占元之侄)、纪华(天津商会会长)等;金融界有陈光甫(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资耀华(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章以吴(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等;教育界有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林济青(齐鲁大学校长)、刘芳(天津汇文中学校长)等;医务界有丁懋英、王同安、王韶亭等;此外还有天津海关员司李郁文,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徐世昌的弟弟徐世章及华南潮帮人物杜之绅等人。股东包括各地各界知名人士,对扩展东亚事业大有好处。象杜之绅在华南为东亚公司打下了江山,后又在香港帮其建立了分公司。王占元的侄子王雨生入股时,卖掉了他在北京的一个制冰厂和在保定的一个面粉厂,一下就拿出了五十余万元,抗战期间宋棐卿把他抬出来当东亚的董事长,便于应付日本人的刁难。宋棐卿拉入金融界和工商界的中坚作股东,可以使自己在商业竞争中居于不败之地。例如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一家经营毛线的洋行为了打击东亚公司,放出谣言说,“抵羊牌”毛线是日货冒充。宋棐卿得知后,立即商请中华工商总联会、上海国货维持会等团体为后援,聘请上海名律师江庸为法律顾问,出面征求反证,结果获胜,反而更扩大了“抵羊牌”毛线的影响。
东亚公司招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凡门市部或工厂购买毛线达二百磅者,即发给五元的酬劳证一张,年终可发给一定的息红;如握有二十张酬劳证,可换发一百元股票一张。另外,宋棐卿在“劳资合作”、“劳方就是资方”的口号下,对工人也发放股票。其办法是,年终分花红时,凡满一百元以上者,发给一半现款,一半股票。通过吸收工人入股,调和了劳资矛盾。东亚公司经过几次增股,到一九三六年,资本达到一百多万元。东亚公司除了广泛招股而外,还广泛吸收私人存款,致使东亚公司的经常存款额高达一百五十万元左右,使企业的资金周转充裕自如。(www.xing528.com)
随着东亚公司资本的不断增加,其毛线产量也迅速提高了。例如,一九三二年时为十五万磅,一九三三年猛增到七十五万磅,利润收入七万五千余元。至一九三六年产量则提高到一百四十五万磅,利润达十八万元。这时的职工人数达到四百五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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