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毛纺厂纺出的第一批毛线，被命名为“东亚”毛线。次年，当东亚开始生产100号、200号等四、六股绒线时，宋棐卿提出应该起一个响亮的、体现中国人志气的商标名字。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商人、学生以及广大民众纷纷起来抵制日货。全民族的爱国热潮自然也感染了资产阶级，赵子贞提出：何不命名“抵洋牌”？当时市场上外国毛线充斥，如日商加藤洋行经销的“麻雀牌”毛线，英商博得运厂生产的“蜜蜂牌”、“学士牌”毛线，东亚的毛线就是以它们为竞争对手，响亮地提出要“抵洋”，必能占领市场。宋棐卿、宋宇涵都赞成这个建议。但继而一想，这个商标的词义太显露，很可能招惹麻烦，于是稍微隐讳一些，将“抵洋”二字改为“抵羊”，一语双关，较为妥帖。商标确定下来以后，请画师设计图样，画了几稿均不理想，后由李静山在益都从一个放羊人那里借来两只羊，经过训练后使之相抵，拍成照片，再由基泰公司工程师按照片绘制而成。
投产初期，质量是个大问题。开始生产的几批毛线质量较为粗糙，线条不匀，颜色暗淡，加之成本高，因此在市场上滞销。当时日产量不过四、五千磅，而仓库中却积压了十万余磅，致使资金周转不灵，潜伏危机。宋棐卿等人连忙召集技术人员共同研究解决办法。最后决定购置毛衣编织机，将粗质毛线织成毛衣、毛裤成品，向机关团体、部队推销。赵子贞亲自跑到山东找韩复榘，建议给部队官兵每人发一套毛衣，韩同意了，这一下就销出去了几万套。经过一番努力，初期生产的次毛线全部销出，使资金又周转起来。与此同时，厂里增添了新机器，原料改用澳洲毛条，在操作方法上也加以改进，终于使产品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宋棐卿为了使东亚的100号和200号毛线能与英国“学士牌”和“蜜蜂牌”毛线相竞争，特以重金聘请了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担任公司化学试验部主任，对原料、水质、染色等进行科学化验，并不断改进了拣毛、洗毛、纺毛、染色等各道工序，大大提高了“抵羊”牌毛线的质量，个别型号产品还超过了“蜜蜂牌”和“学士牌”，成为有竞争能力的产品。
由于原料的变更，产品的成本也随之提高了，这又影响了它的竞争能力。为了降低成本，宋棐卿想出个主意，以“保护国货”为名，请求政府免税。他派赵子贞赴南京向政府游说，赵先找到内政部长赵丕廉，经过赵丕廉的介绍拜访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又由林森介绍去见实业部长孔祥熙，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由财政部通知各省市财政部门对“抵羊牌”毛线行销国内免征海关转口正、附税二年。随后赵子贞又到铁道部和交通部去，申请减免“抵羊牌”毛线在全国范围内的运输费用，最后也达到了目的，对航运、铁路运费均减收五成，以资奖励。实业部还根据东亚公司的申请，转咨各省区实业教育机关，优先购用“抵羊牌”毛线。(www.xing528.com)
“抵羊牌”毛线所得到的优厚待遇，为它打开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仅是第一步，还需要在社会上大造声势，才能压倒敌手。为此，宋棐卿不惜一切代价，利用各种宣传手段，为“抵羊牌”毛线大造舆论。东亚针对当时举国上下的抗日热潮，突出宣传“抵羊牌”毛线是“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使用国货是具体的爱国行动。东亚公司除了运用一般宣传手段，如：报刊、电台广播、电影院幻灯、大型广告牌、霓虹灯，以及马路游行宣传等等而外，还特别注意举办产品展览会，凡有各种国货展览会，东亚公司必参加，有时还与一些商号联合举办或自己单独举办。在展览会上，除出售一部分产品外，还将毛线生产的程序一一介绍给参观者，并经常在展览会上传授编织毛衣的技术及花样，很能引起群众兴趣，达到扩大销路的目的。后来多次组织编织技术训练班，宣传效果更为显著。此外，东亚还出版了一种名为《方舟》的家政杂志，其中很大篇幅宣传“抵羊牌”毛线。
大作宣传的结果，使“抵羊牌”毛线尽人皆知，全国驰名，销路迅速打开。一九三二年，东亚毛线的经理家仅有天津国货售品所一处，毛线销量为五万磅。一九三三年以后，在北平、上海、济南、烟台、重庆、长沙、南昌、汕头都有了经理家，全国城镇代销处达六百五十多家。毛线销售额迅速上升，如一九三三年总销量为六十万磅，一九三四年为九十万磅，一九三五年为一百二十万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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