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藩在美国留学期间，“亲自尝到美帝国主义的警察、教授以至资本家老太婆都可以随便欺侮中国人的味道。”他说：“这就是我以后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以及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中倡导拒绝所谓美援救济的感性基础。”他谈到自己在美国受到侮辱和嘲讽时，“泪向心里流”，“咬牙立志”，“回国后一定要好好地干”，为祖国争一口气。[17]
在抗日战争的烽烟炮火中，张国藩远处后方，埋头教书和搞科学研究。祖国的灾难，人民的困苦，呼唤着他，折磨着他，终于打开书斋的窗子，接触了社会。1944年，张国藩参加发起组织“全国科学协会”，进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宣传活动。他担任西北工学院的科协小组长。
1947年，张国藩参加北洋大学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上街游行的队伍中，身着长衫鼻架眼镜的张国藩教授和进步同学一起走在前列。张国藩还同北洋大学师生共同发起拒绝接受美援救济品的运动，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天津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到北洋大学搜捕进步学生时，张国藩接受地下党的委托，通过校长张含英出面交涉，使包围学校的军警撤退。航空系地下党员李锋目标很大，张国藩留他住在自己家里，然后李锋同几十名进步学生一起进入解放区。当天津临近解放，国民党政府胁迫北洋大学南迁时，张国藩挺身而出，与当时的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在地下党领导下，挫败了南迁的阴谋。在解放军围困天津城的时候，张国藩对同学们演讲《民主与科学》，给大家描绘了美好的前景。
全国解放后，北洋大学一时无人负责，情况混乱。有些资望较高的教授，害怕共产党呆不住，国民党重新回来，不肯接任学校的领导职务。张国藩毫无顾虑，愉快地以教授、航空系主任的本职，兼任教务长，实际主持全校工作，迅速恢复了教学秩序。原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曙森说：“这事可以说明，张国藩同志对党信赖，是有跟着党革命的决心和信心的”。
1950年，由黄敬市长和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出面，敦请他兼任教育局长。1951年，调任津沽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改任天津大学副校长，后任校长；并先后兼任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科协主席、市政协副主席，还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和民盟天津市委员会主委。
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他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做行政领导工作，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开始时，张国藩是相当勉强的。十年以后，回忆当时思想状况，他说过：“那时我愿意搞业务，认为搞业务可以发挥专长，可以显出真才。”“我总想在学术方面独树一帜，使一门学问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8]直到“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经过几昼夜的思想斗争，才最后决定，以后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调动，毫不考虑个人；并在群众面前作了检讨，提出了保证。多年来，他一直信守自己的保证。
李曙森同志回忆说：“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而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吴德同志是校长（实际只是名义），张国藩同志是第一副校长，我是党委书记、副校长。当时凡是工作中较重大的问题，张国藩同志总是亲自找我商量，详细询问了解党委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意见”。李曙森说：“我和张国藩同志一块工作了二十多年，合作很好。张国藩同志十分尊重党的领导。”
1958年，毛主席视察天津大学，同张国藩作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毛主席向他讲述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意义。还对他说过：“干劲足是好的，但也要有节奏。”给他以很大的启发和鼓励。
通过读马列的书，解除思想上的枷锁，是张国藩追求进步、接受真理的重要途径。他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逐渐认清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消除自己在教会学校读书和教书时所受的影响“。学习《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结合我的科学知识，反复思考，才省悟到二元论的不可知论是错误的。”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得来不易，经过了长时间的痛苦过程，并且需要有象钻研科学一样的坚韧精神和严肃态度。
六十年代初，张国藩从剖析自己进而剖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说：“要过三关：一、口头关；二、行动关；三、心理关。”[19]他还分析知识分子的优缺点说：“知识分子有两个优点：一是喜欢寻求知识，增长学问；二是喜欢把自己的知识表达出来。有两个缺点：一是坐而论道，不太注意身体力行；二是作风自由散漫，随便讲话。”[20]
张国藩对所担负的各项社会工作均能尽职负责，积极主动，思想周密，多有创见。在他参加领导民盟工作中，善于把党的统战政策结合民盟成员的实际，提出知识分子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论点。例如，在1962年，他提出“民盟要有‘儒党’之风，思想要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文艺也很擅长。”他还提出：“民盟的组织生活要培养‘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风气。文，就是业务；仁，就是思想。通过业务交成朋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21]
由同情共产党到佩服共产党，到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张国藩走过一条漫长的路。他是自觉地、认准目标不动摇地、迈着踏实的步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不少知识分子，踩着他和他同代人的脚印，同样沿着这条路走过来。
张国藩待人平易，谦虚宽厚；律己严格，生活俭朴。是一位保持学者本色的杰出政治活动家。人们永远怀念他。
十年浩劫，张国藩备受摧残迫害，心情郁闷，健康状况日渐恶化。1975年12月5日逝世。享年七十岁。
朱剑寒一九〇六年生于江苏省淮阴县一个乡村教师之家。她原名朱翠英，因幼时喜读豪侠小说，立志仗剑为民除不平，遂改名剑寒。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化学系助教。一九三七年学校资助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理论化学，获博士学位。一九四三年任密歇根大学化学系副研究员，从事结晶化学的研究工作。一九四七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担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数十年中，她为教育事业尽心竭力，直至一九七八年逝世时仍是孑然一身，遗物也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杨光伟
【注释】
[1]祖父名张益，是贫农；父亲张廷祥，字瑞亭，是中农，后上升为富农。父亲和大哥病逝后，家中无劳动力，雇一个工，解放后嫂嫂划为小地主。张国藩出生时，家庭为中农。
[2]本节引文引自张国藩《我的自传》，载民盟天津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小组编印的《文史参考资料汇编》第六辑第1～10页。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本文。(www.xing528.com)
[3]为上教会学校，父亲叫他加入基督教，但他自己始终否认信教。
[4]博文中学校长丁克生（英国人）资助张国藩上大学，有两个条件：1、学物理、数学、化学，学成后回校任教；2、在大学的费用作为借款，回校后从工资中分期扣还。
[5]《我的自传》中说：“后来证明，这个志愿是不够坚定的。在美国虽然学了水利工程，并取得了‘博士’头衔，但在学的时候就很不老实，我一方面学水利，一方面又学物理，特别感兴趣的是流体力学。”
[6]《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Vol.14.PP 530—532，1936
[7]《Falling of Bodies In a Stream and the Effect of Tusbulence》（The State University of Iowa，Feb.1935）
[8]Reinbo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New York，1956
[9]载于1942年12月《工程杂志》
[10]载于1948年6月《中国物理学报》
[11]载于1962年12月《天津大学学报》
[12]载于1962年9月《天津大学学报》
[13]载于1964年《天津大学学报》
[14]载于《Science Reco rd》Vo l.2 No.2，1948
[15]载于1937年6月《气象杂志》
[16]载于1956年10月《天津大学学报》
[17]在《我的自传》中，讲到三件事：一是初到美国乘火车去芝加哥，被警察错捕，无故关押一天；二是因“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不抵抗放弃东北，受到美国教授的嘲讽；三是去美国西部旅游时，遭到一个商人老太婆的冷遇。
[18]这是1960年张国藩对笔者的一次谈话。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说过“我想发明一个张国藩定律”。
[19]1962年1月，在民盟学习会上的发言
[20]1962年5月，在天津市政协会议上发言。
[21]1962年5月，在民盟河北省委员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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