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输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五三年三月，张克忠教授因患高血压症卧床休息，但他对工业试验所的工作仍然十分关心。三月二十五日上午，他不顾病患，亲自到所里召集技术人员汇报工作，不幸于十一时病症发作，当场昏迷，护送到医院即与世长辞了。克忠教授的逝世，不仅是对工业试验所，而且也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个损失。我们接过来他的担子，按照他确定的办所方针继续走下去。

克忠教授去世后，地方国营工业局将局计划处副处长孙履厚工程师调到工业试验所担任副所长。我于一九五五年继任了该所所长。此时，天津地方国营工业局根据我市工业的迅速发展，已于一九五四年按专业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工业局，工业试验所的人员、设备及任务也有所增加，芷江路十八号的所址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为此迁到了成都道142号建所（当时试验室总面积为1200平米）。接着，由于钢铁、机械工业部门的需要，所里增设了材料试验室，后因工业部门的需要，该室于一九五六年连人带设备一起转给了重工业局的水泥厂和计量管理所等单位。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许多工厂都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分析化验室，我们所也随之转入以搞科研为主的阶段。当时为适应工业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根据副市长兼计委主任李华生同志的建议，对机构进行调整，成立了：有机合成研究室，由汪浏教授主持，主要从事农药研究；高分子材料研究室，由孙履厚副所长主持，主要从事尼龙66及其他高分子材料的研制；无机化学研究室（后改为半导体材料研究室），由我主持，进行提取锗的研究及其它化工产品研究。此外还有一个分析化学研究室，由周光普工程师负责；一个物化组，由李慧真工程师负责。李华生副市长当时分管科技工作，对工业试验所的工作很重视，每个星期都要到所里来一次听取汇报，从各方面支持工业试验所的工作。除此而外，市里其他许多领导同志也都先后到所里视察过，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指导和支持。

有机合成研究室主任汪浏教授，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他主持有机合成研究室工作后，即着手搞有机磷农药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该室先后搞出了高效低毒的农药1605、E——1059、3911、M81、地可乐发（即敌敌畏）等品种，这些研究成果对发展农药生产起了重要作用。以这些成果为基础，天津市成立了农药总厂。一九六二年，随着生产发展，为了更有效地使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所里决定将该研究室并入农药总厂，成为天津农药总厂的农药研究所，对农药生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该研究室研制的农药敌敌畏，在一九六四年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上被评为三等奖，受到了国家科委、经委等单位的表扬。

高分子材料研究室负责人孙履厚同志，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我市化学方面的高级工程师之一。在他的主持下，该研究室进行了尼龙66的研制工作，这项研究当时在全国引起了注意。孙履厚工程师研制尼龙66采用的是糠醛路线。所谓糠醛路线，是以农副产品为原料，使其氨基酸经缩聚反应后合成尼龙66。这条路线比起从煤焦油中制取尼龙66的苯酚路线要长，而且也落后一些，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走这条路线。经过反复试验，逐步使各项中间体的产率达到文献水平，同时初步掌握了抽丝操作，并订出了操作规范。尼龙66研制成功后，我们进行了模拟生产，日产量可达四公斤。这项研究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外地许多单位派人来参观学习，我们先后为厦门大学、保定工业局等单位培养了九十名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和徒工。这项成果在哈尔滨、保定等地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并在糠醛路线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了苯酚路线的研究。我们所在研究这个项目上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培养了大批高分子化工方面的技术人材，为以后进行其他类型的高分子化合物的生产创造了条件。此外，在孙履厚同志的主持下，高分子材料研究室还进行了聚碳酸酯和氯化磷腈高聚物的研究。聚碳酸酯的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我们将它转让给了有机化工二厂成批生产，这个项目的研究人员也都转到了该厂，建立了基本有机合成研究所，以后又为该厂研制了光气、双酚A、防弹玻璃等。一九六四年所里根据市科技发展七年规划进行调整时，将高分子材料研究室的人员和设备分别输送到了合成材料研究所与石油化工研究所，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发挥着光和热。工业试验所就象一只下蛋的母鸡，每搞出一项成果，就将成果和技术人员一起输送到兄弟单位，使之在那里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分析化学研究室和物化组，分别在周光普和李慧真工程师的主持下，开展了仪器分析、有机分析及痕量分析、官能团分析等，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还为重工业局代培了一批分析化验骨干，培养出一批钢铁、化肥、水质等方面的化验人员。

一九五七年市里派我随中国经济技术代表团到英、比、奥等国去考察，顺便了解一下半导体材料研究和生产的情况。在考察中我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对锗及其他半导体材料的生产保密很严，因而激起了我要为祖国争气的念头。考察回来后，我一方面收集有关锗的资料，一方面写了一本题为《英国化学工业概况》的考察报告。(www.xing528.com)

一九五八年由于国防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业试验所开始了半导体材料的研制工作，我们计划从锗入手，以后逐步开展其它半导体材料的研究。这项研究是由我主持的。

锗是半导体基础材料之一，当时我国所需要的锗材料大部分从苏联进口，价格很贵，一公斤几万元。为了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工业，国家科委等有关单位在长春召集了制锗工作会议，研究从煤灰中提锗的问题。会后市委工业部成立了601办公室，专门负责锗的提取与生产工作。一方面在废烟道灰较多的工厂开展从烟道灰中提取锗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在工业试验所进行提取超纯锗，与此同时我们还选择了发电一厂进行典型试验。这些工厂连续试验了约两年时间，最后因烟道灰含锗量甚低，成本过高，就相继下马，只有工业试验所一直坚持搞了下去。经市委工业部601办公室与发电一厂联系，将它原有的一个提锗车间让给工业试验所作为实验厂，在这个实验厂内我们以某地煤为原料，进行提锗实验（该煤含锗量约为65—70克/吨左右）。在燃烧时一部分含锗烟灰经旋风分离器再经布袋过滤器，经前者收回的灰称旋风灰，后者称布袋灰。经过反复试验，我们共烧风乾某地煤96.94吨，得旋风灰126.81公斤，布袋灰76.78公斤。其中仅布袋灰一项，经直接氯化蒸馏及其它处理后，得金属锗946.44克。

作为工业试验所对锗的研制，并不是单纯地以提取锗为目的，而同时要研究提锗工艺的全部过程，为大批量制锗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和工艺操作规范。为此，我和研究室的同志们，对提锗工艺的每一个过程都进行了多次的试验和研究。例如，如何把布袋灰氯化蒸馏使之生成四氯化锗，如何防止四氯化锗挥发，四氯化锗如何提纯等等。与此同时还要研究进行生产的工艺设备，如用什么纯度的水可使液体的四氯化锗水解成为纯净的二氧化锗；在二氧化锗通氢还原生成锗的过程中，用什么容器装二氧化锗；在还原过程中如何防止爆炸；对氢气如何提纯、尾气如何排出，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在研制过程中逐一地加以解决，在一道一道工序的现场，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例如为摸清二氧化锗还原成锗的规律，侯大锟同志和禹勇同志积累了上千个数据，把所获得的数据运用高等数学把二氧化锗的重量与还原成锗的时间以数学公式表达出来，从而为大规模生产锗奠定了基础。

在从煤灰中提锗的试验成功后，我们又对外地的四氯化锗和粗二氧化锗及其他锗的半成品进行了加工生产。到一九六二年，粗锗产量达到100公斤，占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创造价值约一百万元。此时我们还承担了国家下达的从含锗富集物内或煤焦厂生产的二氧化锗中制备纯锗的任务，并接受了晶体管厂委托的从锗晶体管切削废料中回收金属锗的研究工作。后来我们又建立了从煤中提锗的火法富集工段，并开展了提拉锗单晶的研究工作。锗单晶拉出后。我们对锗单晶进行其中所含杂质的痕量分析，结果表明其纯度达到0.9999999—0.99999999。我们对锗的研究共持续了八年，先后研究了十三个课题，在一九六四年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上，我们的研究成果被授于一等奖，杨拯民副市长在一次市人代会上说“：锗的成功贵在坚持。”

对于搞锗材料，我开始是外行，一九五八年我因病休养时看了大量的有关外文资料，并作了一些翻译，对锗有了初步的认识。工业试验所开展了研究锗的工作后，为了使研究人员对锗有进一步了解，我组织了所里的吴赛文、李慧真、史敬孚、刘健慈、陈忠芳等工程师，将美国化学文摘上所刊载的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六〇年五十年间所有关于提锗、冶炼、基本性能等文摘全部译出，并将其分为十个部分，出版了三卷本的《锗的化学文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是一本极有价值专题系统的文摘”，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九六四年提锗成功后，我们马上组织了与之有关的研究人员，对提锗工艺进行了全面总结，由王子宝工程师牵头，由我校阅，写出了《科学技术研究报告——锗的试制总结》。

一九六四年，我们将锗的生产全部移交给实验厂投产后，又根据国防需要马上投入了试制硅材料和砷化镓材料的研究。无机化学研究室正式改为半导体材料研究室，研究更深入更专业化了。硅的研究工作从蒸馏开始，经过化学提纯，还原，直至拉出单晶硅。镓也是一种稀有元素，与砷结合也能成为一种半导体材料。砷化镓的研究工作与硅一样，也是从提纯到合成、拉单晶，全部工艺都搞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两项研究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