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节罢工风潮，天津工人勇敢组织请愿活动

工人闹工潮的原因，主要是生活所迫，特别是比国资本家对工人卡的太紧，工人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

自从副总办小鲁发来到后，将公司成立时规定的每天工作八小时，改为十小时，延长了工作时间。外国人和公司职员有礼拜天，中国工人却没有。这还不算，我们七点钟上班，小鲁发六点半就来了，在门口看“牌底”（牌底就是铜制牌子，上写着工人的名字和号数）。当时电车公司在各单位传达室里都设有玻璃盒子，里边放着小铜牌，谁上班来就从这里取出自己的名牌，挂到自己所在车间的黑板上，表示上班了，然后由抄牌底的人抄录记工。如果工人晚了一分钟，就罚五分钱，若超过五分钟，就不准进厂，也就不发工资了。下班时把铜牌再挂回门房。电灯房也是一样。如果工人有三次上班迟到，就会被厂方开革。

当时工人薪水，装车工人新进厂时月薪十六元，一年后增资；卖票员新进厂时月薪十三块半，也是一年后增资；其他工种工人工资也相差无几。实际上到一年以后能否增资，还得看比国人的高兴，他想给谁涨谁才能涨。增资一般也只是日增三、五分钱，月合一元五角左右；仅有个别的能增七分，几十个人里才有一个。工人乘坐电车，只有一部分人有免费乘车证，资方规定，在牌号一百以内的工人为长工，发给免票证，而一百号以外的工人为短工，没有免票，坐电车必须花钱买票。仅我们电车装配厂就有二百三十多名工人，其中有一百三十名工人没有乘车证。

工人上厕所也要受到限制。资本家在车间里准备了几块四方大铁牌，用漆油黑了，上面写着白字，每二十个工人一块，轮流使用。工人若是不拿牌子上厕所，被厂方发现就罚五角钱。

另外，工人一到了六十岁就被比国资本家解雇。小鲁发一来就说：“上岁数的工人这么多，要他们有什么用，给他们几十块钱，出一个布告让他们离职。”这样，工人实在没法活下去了，才决定罢工。

这时由于工会的成立，比国资本家十分恐慌，所以就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六月五日这一天，将电车工会所属三个分会的负责人都开除了。随之比国资本家又在厂内张贴布告。禁止工人佩带工会徽章，否则在一个礼拜之内统统开除。他们本想这样吓唬一下工人，可是没想到反而成为罢工的引火线。

比国资本家开除工会负责人以后，工人们立即组织了请愿活动。请愿人员包括被开除的工会负责人和工人积极分子，大约有三十余人。请愿代表首先到了天津市政府社会局，社会局表示支持工人的行动，然后给工人代表们写了一封公函，将此案转到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处理，因当时市党部主管工人运动。党部负责人刘不同接待了工人代表，并表示比国资本家欺负工人不行，也写了个公函推到天津警备司令部去解决。工人代表接着又去天津警备司令部。当时天津警备司令部地址在北站西宇纬路中州会馆，司令是傅作义。工人代表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部以后，先由一个姓阎的科长出面接待，后来傅作义也出来了，他问大家：“罢过工没有？”“罢工害怕不害怕？”“罢工的事你们懂吗？”工人代表回答说：“我们工人生活没有保障，饿也饿死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虽然没干过工会，但我们有胆子，不怕他们。”

工人代表在一天之内跑了三个机关请愿，向军政当局提出：必须恢复被开除的工会负责人的工作，工人一律免票乘车，礼拜天休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每年发一个双月薪，发官服（工作服），凡有十一年工龄者发给半年工钱等条件。并明确表示：如不答应就罢工。天津地方当局对此也表示支持，还对工人代表说：“你们先罢工，咱们不去央告比国人，罢工后让比国人来央告咱们，这样问题就好办了。”

民国十八年五月节（1929年6月11日）这天，早晨电车刚出厂，电车工人就开始了罢工。

罢工是在工会领导下进行的，负责人是陈泽霖，指挥部就设在玉皇阁里。罢工前一夜，工会负责人在玉皇阁里进行了一个通宵的研究，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着。罢工的组织部署是这样的：(www.xing528.com)

工会之下设维持队。维持队是罢工的行动大队，总队长是刘长有，车工，天津人，三十来岁。维持队下设五个分队：第一分队，二十人，负责把守门口，队长是刘文元，床工旋活的，天津人，三十来岁；第二分队，二十人，负责把守河北电灯房，队长是冯宝奎，电工，三十来岁，天津人；第三分队，二十人，负责挑电车闸禁止电车行驶，队长是范松年，天津人；第四分队，负责清理破坏罢工的工贼，队长是唐某，天津大直沽人，二十五、六岁；第五分队是联络队，负责各队之间联系，队长是凌金有，天津郊区峰窝人。维持队的队员每人一个白袖章，上面书写“维持队”，并盖有工会红印章。

罢工的时间到了，指挥部下达了行动的命令，五个行动队同时行动。

第三队是负责挑闸的，队长范松年一声令下，队员宋文林、刘长年、刘家军等马上将电闸全挑了，电车立时停在马路上了。当时除租界以外，有围城的白牌及红牌电车线，一趟马路一道电闸，仅围城四条马路就有四道电闸，都分别派有专人挑闸，行动非常迅速。同时，罢工的工人昼夜督护在电闸旁，防止坏人合闸。

第一队负责把守电车厂大门，第二队负责把守电灯房大门，外国人一律不准进厂。两个队同时负责维护厂内秩序及设备，防火防盗。当罢工开始后，傅作义也派来了六十来个宪兵，在两个厂门口携枪警卫，给工人助胆。

第四队于罢工开始后首先对公司科长王采南采取了行动。王采南是比国资本家的得力代理人，为虎作伥，欺压工人，他曾帮助小鲁发开除了三十多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工人，并经常向比国资本家告密，破坏工会组织，所以工人对他都恨之入骨。工人行动队在唐队长的带领下前去王采南家抓他，王的小老婆大吵大闹，胡搅蛮缠，王便趁机给警察局六分局打电话，六分局局长阎家琦是王的盟兄弟，他接到电话后，马上带着手枪队十多个警察赶到王宅，以武力将工人行动队员抓进了警察局。工会负责人陈泽霖听说后立即赶到警察局向阎家琦交涉，不得结果，只好给市党部驻公司代表打电话，说明情况，要求马上放人。市党部秘书贺西千怕事情闹大，立即给警察局打电话，阎家琦才被迫把工人放回。王采南见此情景，立刻软了下来，忙对工人表示“：你们别抓我，你们工人有什么事，我负责给你们办，有什么事都好解决。”除此之外，工人们还对一部分反对罢工运动的高级职员采取了行动，将他们暂时集中在玉皇阁的一间空房子里，以防破坏。即使这样，还是有一部分职员和公司稽查人员跑了出去，在租界内（从东南角到东站这一段）继续行车，以讨好比国人，破坏罢工运动。

罢工开始后，比国资本家急忙找到天津当局，了解工人为什么罢工。天津当局便向比国资本家转达工人提出的条件，并表示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罢工恐怕不好解决。比国资本家被迫同意谈判。工会方面的谈判代表有陈泽霖、王贵芳、王亦新、刘志伦等人；公司方面谈判代表是副总办、华务处负责人林子香。林子香这个人坏透了，他的爸爸是比国人，妈妈是中国人，早先在焦作煤矿帮助外国人办事，当时把工人们琢磨得都想活埋他，结果不得不跑到天津来。在谈判中，林子香表面上对工人很客气，但谈到复工条件时，他便原形毕露，讨价还价，十分狡猾。经过反复几次谈判接触，资方仅答应了恢复工会负责人工作、工人一律免票乘车、过礼拜天、八小时工作制、每年发一个双月薪等几个条件，其它要求如发放工作服、十一年工龄者发半年工钱等条件，怎么也不答应。

谈判陷入僵局以后，林子香一再劝说工人代表先接受这些条件复工，其余那几个条件正在研究，马上就能答复。工会经过研究，考虑公司既已答应了四项条件，便决定先上班复工，再继续交涉，并提出复工条件，即：第一，罢工期间工人工资照发；第二：复工后不许开除工人；第三，必须在短期内答应未应允的条件。这几个先决条件电车公司比国资本家都答应了。至此，罢工斗争胜利结束，前后共坚持了十七天。

在电车工人罢工过程中，资本家停发了工资，由工会委员安排工人们的生活。罢工期间，电车公司工人得到了津浦、京汉、京奉铁路工会和各业工会的支援和帮助，有的还派代表前来送钱送粮。如京汉路工会负责人吴春溪带来了四十袋白面表示支持和慰问，并鼓励大家要坚持到最后胜利；京奉路工会代表田某送来四百元钱；北洋火柴厂工会送来烧饼等熟食十大筐；邮电局工会送来了二十袋面；电话局送来了十五袋面，等等，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