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成一家之言，四业并重

司马迁著史，实现了“成一家之言”，成为我国史学成长起来的标志。

家，本来是社会组织单位，后来用于学术领域，称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流派为家。先秦时，有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家。司马谈论述各家学派，特别推崇道家，认为道家是融合各家之长，能随时适应客观变化，表明司马谈吸收各家所长，自成一家的抱负。司马迁将此看得格外重大。他认为：周公以后五百年，孔子写了《春秋》；现在孔子去世又五百年了，他应该继承孔子的事业，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政治上，司马迁看到汉武帝时代政治上的问题，他批评秦始皇、汉武帝时的重赋税政策，《平准书》批评汉武帝对外四处征战，造成“天下苦其劳”，财物损耗殆尽而不够用。司马迁还有意拿秦朝重税政策相比：“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

司马迁还揭露，专制统治下法令的苛刻和执法上枉定人罪的奸险行为。汉初，刘邦约法三章，萧何制订九章律，到汉武帝任用张汤、赵禹为廷尉（司法部长）时，律令增加到三百五十九条，大辟（即砍头）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案例汇编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他们依据君主和自己的爱憎判案。汉代的法律刻于三尺竹简上，称三尺法，廷尉张汤、杜周等人不顾法律的公正性，根据皇帝与自己的意愿判案。

杜周为廷尉，其治大仿张汤而善候伺（sì）。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律。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大意是杜周为廷尉，仿效张汤，善于揣摩皇帝的意思。皇上想打击的，杜周就陷害他。皇上想释放的，他就故意拖延，等到皇上过问，他就让这个人逐渐表现出冤屈。有人责备杜周，称为天子当廷尉，执法当公正，不能对皇上阿谀逢迎。杜周说：“三尺法从何而来？前面的君主肯定的，著录下来，就是法律；后来君主肯定的，解释记录下来，就是法令；法律就是天子的命令。”揭露了法律的虚伪性。

在社会观上，司马迁重视生产活动，认为经济生产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财富的占有，跟人们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相关联，并且重在发展工商业，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货殖列传》专门论述社会经济生活，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经济地位，对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

具体来说，第一，司马迁肯定社会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夫山西饶林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各竭其力，以得其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人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各地自然条件与物产不同，物质生活的需要，必然会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不是政治力量所能创造出来的。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物产不同，但所有物产都是人民喜欢且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因此需要农民种地来供给人们食物，虞人（掌管山林草木鸟兽的官员）伐木供人们使用，工匠做出器皿满足人们的需求，商人将这些物品运到各地供人们选购，这哪里是因为国家颁布政令要求才这么做的呢？每个人都担任其能胜任的工作，竭尽全力，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当商品价格低时，商人就会把商品运到价高地方去；当商品价格高时，商人就会把商品，从价低的地方，运来销售。人们各自勤勉，竭尽全力，要得到想要的东西，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日日夜夜，永无休止。商人不待国家召唤，就自己赶来。物产不用国家命令，百姓们就自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客观规律自然法则的证明吗？《老子》提倡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统治，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反对交往和商品交流。司马迁认为，各地物资的交流，农、工、虞、商分工合作，才符合自然、大道。西方富国论者，以农、矿、工、商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与司马迁的说法若合符节。

第二，司马迁指出，财富的占有，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道德水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有很多著名的说法。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意即，《周书》说，农民不种庄稼，人民就缺衣少食。工匠不做活，人民缺少日用器物。虞衡（管理山林薮泽的官员）不砍伐木材、捕获鸟兽鱼虾，人民缺少材料和货物。商人不经商，人民就没有衣食、器用、材料和货物。缺少衣食、器用、材料和货物，就不能开辟山泽，扩大耕地。衣食、器用、材料和货物，这四者，是人民衣食之源泉。源泉开辟得大，则人民生产、生活资料丰富；源泉开辟得小，则人民生产生活资料，就很匮乏。物质资源丰富，可以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国家和人民争取财富之道，没人能改变。明智国家，或聪明人，通过生产经营，可以发财致富。笨拙国家，或笨人，不会经营，常常贫困。汉代一直实行抑制商人的做法，从汉高祖不许商人衣丝乘车，惠帝吕后时不许商人子孙仕宦为吏，汉武帝时实行打击商人政策。司马迁认为，物质生产、自然资源在国家和人民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工、虞、商，四业并重，缺一不可。这种认识，显然比较高明。

司马迁说：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执益彰，失执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www.xing528.com)

大意是，《管子》说，仓库充实，人民才能懂得礼仪与廉耻。衣食富足，人民才能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廉耻，产生于富有，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就会乐善好施，喜欢做仁德之事，如修桥筑路，修渠挖井，救济贫困，资助教育；小人富有，就会肆意妄为，吃喝嫖赌，斗鸡走狗，无所不为。河水深厚，富有营养物质，鱼就会生长发育。山林广大，就会吸引鸟兽来此栖息活动。人民富裕，就会乐善好施。富者钱财越多，势力越大，名声越来越高。有权有势有钱者，一旦失势或败落，立刻门庭冷落，车马稀少，再也没有朋友，其人也郁郁寡欢。所以说，天下各色人等，来来往往，熙熙攘攘，都是为钱财利益而来往。国君和诸侯王、万户侯、小封君（有百家作为食邑），尚且担心贫穷，何况平民百姓！司马迁认为，经济状况优良，人民才知礼义廉耻、政治是非。财富越多者，越应该乐善好施，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司马迁还说：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平民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就会畏惧害怕；多出千倍，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就会成为其奴仆；这是常理。财富的多少，决定人民在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上，由于财富多少不同，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为人处事态度。

第三，司马迁特别强调工商业的作用。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即要从贫穷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锦不如倚门卖笑。穷人可以凭借末业（商业），发家致富。

第四，司马迁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欲望，承认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货殖列传》说：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天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这里，司马迁指出上至庙堂，下至乡村，各色人等，各种行为，基本都是为争取财富：（1）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那些隐居深山老林岩穴的隐士，忠于信仰、坚守原则，拥有很高名望，他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增加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仕宦长久，就会更加富有；商人不贪图眼前的蝇头小利，声誉好，回头客多，就能多赚钱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会这么做。（2）前线壮士们攻城先登，冲锋陷阵，甘冒箭石，赴汤蹈火，为求得重赏。（3）平民子弟，白昼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盗墓，铸造假币，行侠仗义，为人报仇，吞并他人财产，不避法禁，其实皆为财用。（4）赵女郑姬，梳妆打扮，琴棋书画，踩着舞鞋，舞动长袖，目挑心招，勾引男人，不远千里，不择美丑老少，也是奔向富厚。（5）贵族子弟，游手好闲，装饰冠剑，连车并骑，招摇过市，这是为了增加自家财富和提高地位。（6）猎人渔民，起早贪黑，冒霜雪严寒，登山下谷，不避猛兽，为得美味佳肴。（7）赌徒，博戏，斗鸡走狗，面红耳赤，计较胜负，是担心输掉比赛和财富。（8）医生、方士和有技术者，费心劳神，钻研技术，为得到主顾家的财礼。（9）官府小吏，舞文弄墨，刻章作伪，不避刑罚，这是沉迷于钱财。总之，农、工、虞、商，都想方设法增长财富。这种财富，只要有智慧就能争取到，没有人会爱惜体力精力，推辞发财致富。实际上，司马迁揭示了人类一切活动的经济目的，承认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是推动物质和文化进步的动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认识接近真理的边缘，这是汉武帝时代最有价值最卓越的思想。司马迁为很多工商业者如计然、范蠡、子贡、白圭、乌化倮、巴寡妇清、卓王孙、程郑、南阳孔氏、鲁曹邴化、齐刀间、周师史氏、宣曲任氏、无盐氏，关中田啬、田兰，韦家栗化，安陵、杜木氏，写传记，称赞他们对于政治没有危害，对于百姓没有妨碍，根据时机买卖，增加财富，聪明的人都采用这个方式（指经商）致富。又写出了普通人能从事农副商业活动致富的经验和行业。

在文化上，司马迁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他尊重儒学，写了四篇儒家人物传记。同时，对于其他各家代表人物，他都专门写了传记。这就表明他承认各种学说都有其历史地位，具有兼容百家的博大胸怀。

在民族问题上，司马迁专门给中原以外的周边民族及许多域外民族都立了传，叙述各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及其与汉朝的关系。

总之，司马迁构建的学说体系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和独创性，他做到了“成一家之言”，成为西汉进步思想的杰出代表，而《史记》的价值也远远超出了史学范围。

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提出的“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只是对于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他的工作是空前的，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路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此后的历史学研究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司马迁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和他已经取得的成绩就像是测量器一样，可以测量出其高低来。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1]

【注释】

[1]以上内容主要参考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第3版，第47—5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经济活动部分，又重新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