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说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比如,《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总说“一代不如一代”,这就是认为,历史不是向前发展的,而是向后倒退的。汉武帝说,“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虽然汉武帝认为汉受天命而建立,可他肯定汉代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说,他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究历史是否发展变化,以及这个变化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古和今,代表全部历史,也说明今天是由历史演进而来,不能割断联系。变,强调历史长河中治乱盛衰的局面不断变化,治国的方法、人的认识也随之发展和改变。通,则是把历史的变化贯通起来考察。“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就是要总结发展变化的道理。
那么,古今是怎样变化的?
首先,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发展特点。司马迁根据历史变化,提出了阶段性的看法,对于时代越近、变化越大的历史,他记载得越详细。黄帝时代,以德服天下。春秋时,周天子衰微,诸侯专政,五霸更替盛衰。战国时,陪臣执政,七雄争霸,秦并天下。秦楚之际,八年间,陈胜、项羽、刘邦,权力更迭。汉初,分封王和列侯,又分、削诸侯,最后废诸侯。所有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司马迁对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历史有发展,有变化,变化中有进步。秦朝短命,汉人多批评秦朝。司马迁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即,秦以武力征伐取得天下,用暴力手段。可由于秦朝成功大,所以秦统一和秦制度为后来政权所效法。
第三,在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改革有很重要的作用,改革能推动社会发展。司马迁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商君列传》描绘了商君变法的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同“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致胙,将祭肉献给某人,胙,zuò)。”使秦一举成为西方强国,称雄于诸侯,逐步蚕食六国最终兼并天下。对于吴起变法、赵武灵王变法,司马迁都给予积极评价。上述三次变法,其他文献中仅有片断记载,司马迁却作了系统的整理,使之成为战国历史的珍贵篇章。(www.xing528.com)
第四,司马迁充分肯定汉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汉兴,承敝易变”,汉初扫除秦政弊端,使人民休养生息。《吕后本纪》赞语,肯定吕后继续执行高祖与民休息政策:“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上层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不多兴土木工程,老百姓努力生产,衣食日益富足。《文帝本纪》肯定汉文帝的宽大、惠民政策:“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 进出函谷关不用通行证,废除诽谤罪和肉刑、宫刑,抚恤鳏寡孤独,减膳损欲,不接受郡国的贡献,不私天下之利,不诛杀无辜,放出禁锢的前朝后宫妇女。“汉兴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货殖列传》反对老子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历史倒退,详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以后,商业经济的发展。《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认为,汉封诸侯王的尊宠废辱,也是当世政治得失之林。这都是对汉代进步的肯定。
最后,司马迁承认汉武帝时代为“盛汉之隆”(《建元以后侯者年表序》),可是从自然规律来看,“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他认为汉武帝时代存在着危机,“物盛而衰”。司马迁能够“见盛而观衰”,善于把握时势的转折,他敏锐地察觉到汉武帝时繁荣背后的变化:由于汉初七十余年积累的巨大财富,贵族及豪强等极度骄奢,违反制度规定,把国家由富庶推向人民困苦和财富耗损的动荡中。再加上与周边民族争战,财富减耗,尤其严重。为增加财富,用人和司法都受到影响。
古今之变,不仅表现在政权组织的变化、政权的兴衰上,而且表现在学术思想的变化上。以儒家来说,孔子、孟子时的儒家学派和汉代的儒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先秦的道家和西汉的道家,也不一样了。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光辉的历史思想。他以贯通、变化的观点,考察全部历史,提出对历史研究的阶段性看法;他重视叙述推动社会前进的改革,从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出“承弊通变”和“见盛观衰”两种变化法则。这说明他强调通、变,有意识地探求历史发展是否存在规律、法则,这在两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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