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与天人关系

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其宗旨，即指导思想，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思想。

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天命还是人事？这是史学家、哲学家曾经长期争论的问题。用神意或天命解释历史，这是各国早期历史上都有过的一种共同现象。殷周早期，宣扬“受命于天”，如殷纣王曾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但是到春秋战国时，出现了重人事、人力的思想。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在天命和人事中，实际更重视人事。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与人类社会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这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在历史发展中，历史发展的动力，对社会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是天命还是人力、人事？今天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可在两千年前，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有天命史观，也有英雄史观，这不只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汉五年（前202年）汉高祖在洛阳南宫大摆庆功宴，对诸将说，我有张良、韩信、萧何，这三人皆人杰，我能用之，所以我能得天下。可是他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打消其他人效法他取秦而代之的想法，极力神话自己，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汉皇朝建立以后，出现了很多说法，说刘邦左腿有七十二子（黑痣）；饮酒醉卧处，上空常有神怪；每次喝酒赊账时，酒家生意异常好；老父对吕后说她们母子三人都是天下贵人；老妇人说赤帝子（刘邦）斩白帝子（秦朝的统治）；秦始皇说东南有天子气；吕后每次去找他时，常能发现其所居处上空有云气；等等。散布这些说法，意在神话汉高祖，麻痹人们的思想，让人们相信刘邦得天下是天意、天命，非人力所能为。汉武帝为了神话汉家皇权，有意提倡天人感应之观点。当时大儒董仲舒根据汉武帝的旨意，推衍说，从春秋历史看，国家若将有失道之败，上天就先发出谴责告诫他，帝王不知道反省，天又出怪异现象来警告他，如果还不知变，灾祸乃至。汉武帝和董仲舒的主要观点是，天是支配帝王和人间的神，决定着国家盛衰、人间祸福。

司马迁作为太史令，身兼天文、历法和写史三种身份。其职责之一是观察天象，揣测天意，为朝廷服务。他对天象有精深的研究，为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月食的发生，存在着周期性的规律。由于科学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他不能摆脱占星术的影响，他相信天上和人间确实有对应关系，如天有日月，地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星宿，地有州域。天上星座的构成和分布，被比附成类似人间帝王、后妃、文臣、武将的关系。这也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司马迁承认，天人相应存在一种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即天道运行，三十年有小变化，百年为中变，五百年为大变化。治国者，要重视三十年和五百年的变化。上下各千年，社会才能治理好。“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必察太岁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岁星即木星，岁星十二年绕行一周天，回到原来的位置。古人常用五行木、火、金、水，和东、南、西、北相配，岁星指向西方，预兆丰收；指向北方，预兆水灾；指向东方，预兆饥荒；指向南方，预兆旱灾。“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岁星轨道十二年一周天，其中六年丰收，六年旱灾。这是古人在千百年来生产实践中总结的朴素经验，却被打上了唯心主义的印记。

司马迁对天道，表示保留和怀疑。《伯夷列传》说，有人说上天没有偏心眼，好人有好报。孔子有弟子七十余人，他唯独称赞颜回好学。可颜回贫困，连糟糠（zāo kāng）都吃不饱，早卒。上天就是这样报答好人吗？盗跖（盗跖，传说中春秋时期农民起义领袖，跖zhí）每天都滥杀无辜（gū），凶残暴戾（lì），聚众数千，横行天下，竟然寿终，他又有什么德行？这都是最显著的例子。像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操行不轨，专门犯忌讳，却终身安乐，财富丰厚，几代不绝。有些人不为昏君做事，不饮盗泉（名字为“盗”的泉）水，看准时机才说话，不因公事不去官府，却遭遇灾祸的，不可胜数。如果说有天道，那天道对吗？还是错了？所以，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司马迁从总体上强调人力、人事起根本作用，指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他强调国君的行为和政治清明，把治国方针（德）和办法（政）放在最重要地位，认为向上天祈祷，不是好办法。这表明他更重视人的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司马迁一到记述重大历史事件，就从事实出发，总结成败兴亡的经验，并特别重视人心向背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司马迁论天人关系最为本质的东西。(www.xing528.com)

对于秦汉兴亡、楚汉成败，这些汉朝人极感兴趣的大问题，司马迁强调人力、人谋的作用，他为陈胜立世家，置于孔子和汉代王侯将相之间，以表示陈胜在亡秦中的作用，这是把陈胜当作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的，完全从人事的角度论述。

楚汉成败的原因，汉五年，刘邦置酒洛阳南宫时，作为问题向诸将提出来。高起、王陵归结为刘邦不吝封赏，刘邦则归功于任用三杰。司马迁立《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吸收两种意见，而着眼点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对照着写出了双方的不同来。于刘邦，写他破武关后，约束大家所过不得掳掠，秦人很高兴，秦军松懈，因此大败秦军。写他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他“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秦人更喜欢了，唯恐刘邦不为王。司马迁同意韩信拜将时对形势的分析，把人心向背，作为楚汉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来看待。

同时，司马迁又论述了，人的谋略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例如，刘邦初入秦宫时，宫室、帷帐、狗马、珠宝、妇女以千数，就想住在秦宫不走了，樊哙（kuài）劝谏说：“沛公（指刘邦）想拥有天下呢？还是想当个富家翁呢？”刘邦说：“我当然想拥有天下。”樊哙说：“秦宫中，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数，这就是秦亡国的原因。希望沛公赶紧离开秦宫，返回霸上，不要留在秦宫中。”刘邦不听。张良说：“秦政无道，沛公才能来到这里。为天下铲除暴政，应以朴素清廉为本，不宜刚入关就坐享安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沛公能听樊哙的劝谏。”沛公于是率军回到霸上驻扎。司马迁这是肯定樊哙在劝谏刘邦朴素为本的作用。

楚汉战争胜利后，汉定都洛阳。齐人刘敬，到陇西戍守，路过洛阳，他摘下拉车子用的那块横木，穿着羊皮破衣，入宫见汉高祖说：“秦地背靠大山，河流环绕，四周有关塞，非常坚固。如果有急事，可以马上集齐百万之军。以秦故地为根据地，凭借秦地土壤膏腴肥美之条件，这就是天府之国。陛下入关都关中，崤山（在河南西部。崤，xiáo）以东，即使发生叛乱，可保全秦之故地。”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指崤山以东）人，争言周代称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定都洛阳。高祖迟疑不决。留侯（指张良）明言入关建都的有利条件，刘邦即日就乘车驾向西，迁都关中。这是肯定刘敬在建都关中的作用。司马迁说：“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辂，lù，古代车辕上用来挽车的横木）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这是把汉的成功，跟军事上的胜算、政治上的集思广益密切地联系起来，充分地反映出人的智谋对国家兴亡的作用。

相比刘邦，项羽往往失人心，项羽“尝攻襄城（在河南许昌），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活埋田荣降卒，掳掠老弱妇女。从齐地打至北海，所过之处，无不破败。齐人相聚而叛之。项羽背叛原先诸将“先入关者王关中”（王：称王）的约定，立沛公为汉王，迁徙楚怀王到长沙，又杀怀王；“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就明白地指出项羽将胜败归于天意的错误了。

总括来说，司马迁承认，天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法则，同时他怀疑天能报答好人、惩罚坏人，强调人事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总是认真地从人的努力和人心向背去总结成败经验，实际上是认为人事对历史进程起到支配作用。因此，在天人关系上，司马迁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