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国第一部通史，黄帝至汉武帝的纪传体历史

中国传统史书的体裁有很多种，如编年体、纪传体、典章制度史、纪事本末体等等。《史记》有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种体例，是纪传体史书。《史记》记载了自黄帝至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这种史书体裁。

司马迁著《史记》，“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这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通史。

《史记》上限，起于黄帝，既有民间传说作参考，也有历史文献作根据。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桐（空桐，即崆峒山，今甘肃平凉西，相传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北过涿鹿（河北涿鹿东南，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其意即，我曾经到过全国很多地方，西到崆峒山，北过涿鹿，东到海滨，南方则渡过江淮，各地长老，都告诉我哪里是黄帝、尧、舜行事的地方，各地风俗不同，但是，都和古文记载的差不多。

司马迁把上限定于黄帝，还寄寓着史学家的深厚情怀。黄帝时代，“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这个时代象征着智慧、勤劳、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黄帝开篇，意味着中国历史是以和平、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开始的；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说明中国历史是人的历史，以英雄人物的历史开始的。后来的匈奴、朝鲜、辽、金的开创者认为，本国祖先是黄帝子孙，这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史记》下限是太初四年（前101年），这在《匈奴列传》中有反映，说明《史记》是自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的中国通史。司马迁断限于太初四年，是因为太初元年，汉武帝在历法上实行了重大改革，颁布了《太初历》。司马迁是《太初历》的制订者之一，深知历法的重要。他认为黄帝、颛顼、夏、商、周、鲁六历都有误差，只有《太初历》最为准确。司马迁对太初年有一种偏好，或者说他为太初改历，感到非常自豪。司马迁在记录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前140—前105年）时，往往说“建元五年”“元封五年”。可是在记录太初年间的一些事情时，往往说“是岁太初元年也”“是岁太初三年也”“是岁太初四年也”。

《史记》以太初四年为下限，说明司马迁认识到，历法与政治、社会生产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太初年间是汉朝制度隆盛时期。司马迁认为，汉武帝时为汉代盛世，所谓“盛汉之隆，在于建元”。汉代最大的政治问题是诸侯王问题。在政治制度上，汉武帝时代，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列侯尾大不掉的问题。汉六年（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开始分封功臣和亲戚为侯为王，当时朝廷只有十五六郡，其余大部分江山，都为诸侯王所有。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如齐王肥拥有今山东七十余城，吴王濞（bì）占有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三郡五十三城，楚王交称王于今山东西南和江苏北部三郡三十六县。仅齐、吴、楚就分天下江山之大半。“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萧，指萧何；曹，指曹参；绛，指绛侯周勃；灌，指灌婴）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bì，宠幸）。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焉。”汉初分封功臣为王、为列侯，占地广阔，经汉初休养生息，人口增加，财富增加，王侯子孙违法乱纪非常严重，经过汉文帝、景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异姓王侯所剩无几。(www.xing528.com)

同姓诸侯王更是富庶无比。汉文帝之子刘武，受到其母亲窦太后宠幸，赐给财物不可胜数，府库金钱将近万万，珠宝玉器比京师还多。居天下膏腴富地——梁，有四十余县，其疆域北至泰山，西至高阳（今河南杞县），他可以拥有天子旌旗，出入都有千乘万骑，车骑、仪服、制度都模仿天子。诸侯王可自置相以下的官吏，宫室制度如朝廷，地域广阔，民户众多。诸侯王可以直接征收国内赋税，又依山采铜、铸钱、冶铁。诸侯王们大者叛乱，小者不轨于法，殒身亡国。比如，吴国内有丹阳郡（今安徽南部、江苏浙江部分地区）铜山，又有东海煮盐之利。吴王刘濞在位三十余年，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偷偷铸钱，煮海水为盐，国内不征收赋税。吴国财政收入富足，积金钱，修兵革，聚积粮食和财物。吴国铸币流通遍布天下，甚至在全国各地，都有储备，不必储存于吴国。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招集国内十四岁至六十二岁男子二十余万，与胶西、楚等六国叛乱，他告诉七国的王说，只要能打到长安，金钱赏赐，不计数量，你们日夜用之，不竭。所幸被平定。

文帝采取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允许“诸侯王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齐、赵、梁、吴王的儿子，个个都为王，但每个王的郡县数量大大地减少了。这样无形中削弱了诸侯国的力量。汉武帝时，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封天子的支庶子为王，王子的支庶子为侯，共有百余人，这更加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

全国名山、江河、湖海、陂池，都归于朝廷。诸侯国实力大大地削弱，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他们的封地食邑数量都减少了，仅够他们向天子缴纳贡品，供养祭祀，保卫京师。朝廷拥有八九十个郡，与诸侯王国所在的郡县，形成犬牙相制的行政地理格局。朝廷拥有的八九十郡，都占有要塞，占据险要的地理形势，形成强本干，弱枝叶之格局，树立上下尊卑的秩序。

所以，汉高祖至武帝太初间，是诸侯王势力从兴起、发展、强盛到消亡的过程。朝廷从最初只拥有十六七郡，扩展到八九十郡。地方势力逐渐弱小，中央力量逐步强大。由于解决了诸侯王问题，司马迁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建元是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但司马迁并不单指建元年间，而是指以建元为代表的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8年）五十多年间的整个历史时期。东汉史学家班固说：“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这里，文章指礼乐制度，泛指制度。文章为盛，指汉武帝时代，有很多非常重要的礼乐文化政治等制度。班固又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汉武帝时代出现很多优秀的人才，各有各的职位，各有各的作为和成就，他们与千百万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汉代辉煌的历史。

《史记》下限在太初，但是司马迁后来也对《史记》有所补充，把征和二年、三年的史事，补充进《史记》的相关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