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历制订，《史记》之绝唱

中国历史上的大发展时期，一是秦汉，二是隋唐，三是宋辽金元，四是明和清前期。西汉是第一个发展时期。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奋发向上、大有作为、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潮。

汉初，由于秦末战乱，青壮年男子参军打仗，老弱负责转运粮饷，同时兴建各种土木工程，财力物力非常匮乏，天子不能乘坐四匹一色的马车，有些将相大臣只能乘坐牛车，平民百姓家里没有什么积蓄，物价高涨，一石米（石，古代重量单位，汉代一石约三十公斤）值万钱（指铜钱），一匹马值百金。^[7]

萧何、曹参等人在政治上清静无为，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汉朝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富裕：“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大意是，汉武帝时，从京师到边邑，大小粮仓都堆满粮食，府库积累了很多财富，京师大司农等国家财政部门，积累的钱，以万万计，千钱一贯，穿钱的牛筋绳子都断了。太仓积累的粮食，陈粮覆盖着陈粮，仓库里放不下，就露天堆积，风吹雨淋，腐败不可食。大街小巷都有马匹，田野之间马匹成群，乘坐母马参加聚会的人，会受到排斥。看门的人都能吃上细粮和肉食。官员在一个职位上任职时间过长，以至养育了子孙。于是官员就以职名为子孙姓氏，如看仓库的，就用仓氏、庾氏作为姓氏。人人自爱，不轻易犯法。社会上，提倡行为正义，贬斥羞耻行为。当时，法网疏松，人民富裕，恃财骄奢放纵，乡里富豪无官位，却能以威势主断乡里曲直；宗室贵族、列侯都争相购置土地，公卿争相奢侈，住房、车马、服饰都超越级别。这一切，都说明汉武帝时代，国富民富，社会风气昂扬向上。而有些人恃财骄奢放纵，需要制订新的制度来规范社会行为。这种新制度的主要方面是历法、礼乐、官制、服饰等。

司马迁不仅撰写历史，也如那个时代一切有作为的人们一样，都不肯落后于这个伟大的时代，都在奋发昂扬地创造着历史。他撰写《史记》，凭一己之力，创作出五十余万字的中国通史，不仅是当时，而且也是两千年来的一项伟大工程，这是一项古往今来创造历史的重要事件。同时，司马迁在历法改革、礼、律等方面同样创造着历史。

自秦朝至汉武帝元封七年（前104年），都使用十月为一年开始的历法制度。九月底为一个财政年度的末月，十月各地官员到京师长安，汇报各地人口、土地、社会等情况。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渐渐觉得，这种政治年度、财政年度，和人们习惯的春夏秋冬不合，也与农事活动不合。

司马迁深知历法的重要性。他认为，春天河冰融化，蛰虫醒来，百草奋发，子规（杜鹃鸟）鸣叫，历法要顺应时节。从春季开始，到冬季结束，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降落；月亮从西方开始发亮，到东方降落。一年之始最重要，“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帝王建立新政权，必定要认真慎重地对待历法制度，重视一年一月的开始，制订新的历法，规定新的服饰颜色。制订历法，必须符合天象的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规律。“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历法中，一年从哪个月开始，正月从哪天开始，不遵从天象的自然规律，不符合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规律，一切事情就很难成功。

由于历法的重要性，自黄帝以来，制订历法就是天子的重要职责，舜、禹递相告诫“天之历数在尔躬”，帝王要亲自制订历法。可是社会动荡，制历工作受到干扰。春秋以来，战争不断社会动乱，懂历法者四散逃离周王朝京师洛阳，战国时列国纷争，无暇顾及正朔。

法律，在事后惩罚犯罪，而礼仪，在事前规范行为、预防犯罪。礼的作用非常大，有洋洋美德。司马迁说：“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由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大意是，使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不是人力大小，钱财多少，而是礼仪制度。我从礼官那里观看三代礼仪制度损益，才知道，礼仪制度，是依据世事人情而设立的，历史很悠久了。先秦荀子就有这样的观点：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有纷争，所以有礼仪规范。“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的意思是，礼有三种根本：天地，是万物人生之根本；祖先，是人类之根本；君主和师傅，是治理之根本。没有天地，万物生于何处，人生养于何处？没有祖先，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没有君主和师傅，社会如何治理？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无法使社会和谐稳定。所以，礼仪，祭天和修订历法，祭土地和社稷，尊重祖先和君主、师傅，这就是礼仪最重要的根本。“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巳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礼仪的作用，在于人未犯法，就能防止人犯法；法律的作用，在于人已犯法，而后去惩罚人，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仪的作用则很难看出来。

汉武帝非常重视历礼，因为历法和礼仪，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作用重大。(www.xing528.com)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遍）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

汉武帝即位之初，召集儒生制定朝仪，十多年没有制定出来。有复古思想者认为，上古、中古为黄金时代，今不如古，只有天下太平，万民和喜，祥瑞遍至，才可以制作礼乐历法。汉武帝驳斥这种言论：“治理天下，殊途同归。根据人民习俗、世事人情为制度。如果羡慕上古，老百姓还有什么希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跟子孙说什么？政治圣明者视野宏博，政治狭小者视野狭窄，我们要奋勉前行！”于是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礼仪，作为日常法典，垂之于后世，这不仅使人们根据历法和农时安排生产生活，而且也使百姓日常生活有规范，社会井然有序。

汉初，人们观测天象，积累了许多天文知识，这是修改历法的必要条件。元封七年（前104年）十一月初一恰好是甲子日，又恰逢冬至节气，是一个难逢的机会。汉武帝根据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的建议，召集唐都、落下闳、邓平等人修改历法，制订新历法。新历法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以正月为岁首，被称为《太初历》。太初元年十一月一日，汉武帝在明堂举行颁布新历法典礼，把朝廷历法颁布到各诸侯国，并赐予司马迁一份。在此之前，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纪年。汉武帝以朝廷历法和纪年颁发全国，从历法上加强了国家统一。

太初改订新历，使记时系统更符合自然天象的运行规律，更符合社会生产和生活规律，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司马迁认为，黄帝、颛顼、夏、商、周、鲁六历都有误差，只有《太初历》最为准确。《史记·历书》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改历的经过，后人又把太初四年（前101年）以后的十九个年号，都附录在后面，它们是：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始元、元凤、元平、本始、地节、元康、神雀（爵）、五凤、甘露、黄龙、初元、永光、建昭、竟宁、建始。《太初历》使用了188年，直到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历法和年号的使用，使汉朝在历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汉武帝同时规定，官员衣服颜色以黄为尚。秦始皇以为，在金、木、水、火、土五德运行中，秦得水德，水属北方，尚黑，秦朝衣服、旄旌、节旗都是黑色，朝堂上一片黑，令人感到压抑。太初元年（前104年）规定汉朝服色尚黄，郎官都穿绛色衣服，与秦时相比，朝堂上明亮了不少。

官制有增改损益。治粟内史，改为大司农，主管国家财政等，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五令。这是国家的财政部，左右内史改为左冯（píng）翊、京兆尹，主爵都尉改为右扶风，合称三辅，加强京师的行政司法管理。这是首都地区行政管理部门。郎中令掌宫殿掖庭门户，太初元年更名为光禄勋，中大夫改为光禄大夫。这是宫廷守卫部门。又设置常备军，太初元年，在建章宫，设置建章营骑，后更名为羽林。选取从军阵亡者的子孙，养在羽林，教给他们矤、殳、矛、戈、戟五种兵器。号称羽林孤儿。这是国家军队。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十三部刺史，相当于监察部门。十三刺史奉诏书用六条标准察问郡县，加强对地方行政官员的动态管理和监察。

太初元年，汉武帝还改革了乐府。太常（后称太常寺，属礼部）管理宗庙祭祀礼仪，属官有太乐令。少府，掌握山海池泽之税以供养皇帝，属官有乐府令。太常掌管宫庭礼仪，少府管皇帝私财。这两个部门，都有乐官。汉惠帝二年（前193年）始立乐府，以夏侯宽为乐府令，惠帝在位时间不长，没有制作礼乐。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建上林苑。元狩二年（前121年），立乐府于上林苑，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等地的歌曲。宫廷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都有乐人演奏歌曲。太初二年（前103年），汉武帝确定郊祀典礼，想创作新的礼乐，不用旧乐，命司马相如等作词，让李延年作曲，配合音乐声律，作《郊祀歌》十九章。正月，在甘泉宫圜丘祭祀天地，让童男童女七十人合唱，通宵达旦，声震林木，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改历、协音，司马迁都参与其中。

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历法、易服色、封禅泰山、定宗庙百官之礼，这就是创制度、创历史，传于后世子孙，表现了汉武帝创建汉家制度的英雄气魄。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建设和开拓疆土的事业，使汉朝在中国历史序列中，与秦、隋、唐、宋、元、明、清一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参与太初历法改革，论述礼仪的起源和作用，撰写历史，就是创造历史，创作史学，“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创作史学的豪迈气势。《史记》开创了中国两千年历史记载绵延不绝的伟大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