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其他蒙古帝王不同，自小就对汉族文化与历史怀有敬意，能在政治实践中真诚任用汉族儒士，这在那个兵荒马乱、天下分裂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名君的主要原因所在。由于忽必烈的这种态度与政策，处于乱世及异族统治之下的汉族儒士不仅得到了生存之机，更使他们中间的不少杰出人士，有了青史留名的机会，也让他们对中国历史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把儒家学说从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政治策略，并运用巧妙的说服术，让忽必烈乐意接受并实施。这不能不说是儒家文化最大的政治智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也是儒家文化对中国韬略文明的一大贡献。
在忽必烈的汉族儒士谋臣中，以刘秉忠的地位最高，功劳最大。在他逝世时，忽必烈感叹说：“秉忠跟随我三十多年，一向小心缜密，不避艰险，真诚坦言。尤其是他的阴阳术数，更为精通绝妙，能够预测事机，丝毫不差，只有我知道其中的详情，别人莫得闻知。”另一位汉族儒士王鹗评价刘秉忠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可知时人对他的定论。
阴阳，是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之一，而术数只是阴阳的具体运用而已。这些秘术，并非刘秉忠赖以立功得位的主要因素，只可视为略施小计而已。从史书的记载看，他对忽必烈的政治上战略决策帮助尤大。
他第一次去见忽必烈时，经过当面会话，认为忽必烈是蒙古人中可以辅佐的明主，当时就上书数千言，为忽必烈定下大政方针。这篇上书的精华部分，在《元史·刘秉忠传》中得以保存，其要点包括：
一、儒家的典章、礼乐、法度及三纲五常之教，是帝王成功的保证，谁按这些去做，谁就能成为贤明的君主，反之就成为昏君败主，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史实一再证明了的。
二、帝王的成功，既与时势环境有关，又与政治家本身的素质有关，二者相应，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成吉思汗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武力可以夺取天下，但不可统治天下，所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是中国历史的经验，也是客观规律之一。这是针对蒙古人迷信武力的一个警告。
四、蒙哥皇兄在位，并不能影响皇弟忽必烈的帝王之志。他以周公与武王的例子说明这一点，并明确告诉忽必烈：“千载一时，不可失也。”这对坚定忽必烈觊觎帝位的信心起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指明了实现帝王之志的正确途径。
五、成功的君主，要靠才德兼备的相与将。一个在内统领百官，治理万民，一个在外指挥三军，安定四方。而君主的任务，就是发现适当的人选，并让他担任将与相，替自己实现理想。
六、统治天下，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官吏体制，而依据儒家学说建立起来的汉人王朝的官吏体制，经历史证明，行之有效，不管哪个民族统治中国，都要遵循而不可违背。这是引导蒙古政权汉化的关键所在。
七、帝王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以民为本。所谓“天子以天下为家，以兆民为子”，帝王及其国家政权的一切，都靠兆民供给，兆民有了困难，帝王及其国家政权也要及时救助，双方相须如鱼水，谁也离不了谁。这对即将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来说，是最好的政治课程。
八、君主要保持英明而不犯错误，一要大量培养人才，并保证人才顺利走上政治岗位，也就是要形成完整的学校与选官制度；二要在上的君主具备宽宏的政治气度，即所谓“君子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都免不了有所蔽，“蔽天之明者，云雾也”。而蔽君之明者，则是出于私心的佞人邪说。普通人被蔽，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帝王被蔽，则关系到天下。所以帝王必须能够识别君子与小人，重用君子，而不受小人的蒙蔽。孔子说“远佞人”，又说“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都是指的这一点。
九、帝王为了保持天下国家的安定，必须讲“利”，儒家关于义利之辩，有完整的理论，并非只言“义”不言“利”。求利必须符合利国利民之大义，不仅不可残民以自利，也不可为了利国而害民。(www.xing528.com)
十、对于帝王来说，奇珍异宝不是宝，贤能的人才，才是最大的宝。集中每一个人的睿智，乃是贤王的成功之本。
刘秉忠的上书，对于久有帝王之志的忽必烈来说，是完整的政治纲领，也是具体的政治教程，它对于忽必烈以后的称帝治国，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对于异族统治的最大政治韬略。
其他进入忽必烈最高智囊团的汉族儒士，都有类似的政治韬略性的上书或奏章，如徐世隆向忽必烈建议：“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刘整告诉忽必烈：“自古帝王，非四海为一家，不为正统。”王鹗建议修史并立翰林学士院。许衡提出：“为政必因先王之道。”诸如此类，无一不是用儒家文化影响蒙古帝王，改造蒙古政权，这应该说是汉族人士在无法对蒙古取得军事胜利之后的根本性反攻，也是保护悠久的中华文化最好的深谋远虑。
忽必烈在接受了刘秉忠等人的政治教育之后，对他们委以重任，如让刘秉忠担任太保，负责中书省事务。在其死后又追赠太傅，进封常山王。元代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是国家最高官职，只有功劳卓著的元勋才能得到这一职位。在整个元代，汉人之中只有刘秉忠被封为太保，可见忽必烈对他的敬重。其他汉人儒士们，只要被忽必烈视为可用之才的，也都担负了不同的职务，在蒙古政权中大量渗透进汉族的儒家文化，大至国家的方针大计，小到某个官职的具体措施，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廷，无不深受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
这些影响，有些是有形的，如刘秉忠用儒家的阴阳文化为忽必烈相地筑城，修建了开平城，成为忽必烈后来的上都。后又替忽必烈修建燕京，即中都，也就是后来的元大都，成为元、明、清三代的首都所在地，即今北京的前身。忽必烈称帝后，其开国的整套制度，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都是刘秉忠、张文谦、许衡等人为之全盘考虑而制定的。甚至当忽必烈灭宋之后，商定国号为“大元”，也是刘秉忠取自儒家经典《周易》中的“大哉乾元”一句。又如郭守敬运用传统的中国方法考证历法，推算出《授时历》，由忽必烈下令颁行天下，并被明清两朝所继承，诸如此类，都是有形的影响。
但更多的是无形的影响，如刘秉忠等人为忽必烈日夜讲解中国历史与儒家学说，上书言事，出谋划策，这些东西潜移默化，都是无形的影响，而且是更为深长久远的影响。忽必烈在这些无形影响之下，其政治军事上的决策与韬略，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儒家文化的烙印，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之一。
【注释】
[1]时乘六龙，时指适当的时机，乘六龙，比喻登基称帝。这里说的“时”，都是指“时乘六龙”之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说这些问题时，总是借用非常典雅的语言，避免赤裸裸地说出来。
[3]暗指蒙哥的骤死，给忽必烈登基继位以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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