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韬略：忽必烈的求贤之道》

忽必烈网罗人才，不拘一格，也不急功近利，只要将来用得着，都预先罗致帐下，可见他的大有为于天下的志向之远，考虑问题之深。

金被元灭，其左右司郎中王鹗成为元军的俘虏，即将与其他人一起，押送刑场。这时蒙古军将领张柔看到此人，认为他与众不同，就把他释放带回，然后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不因为此人是亡国之臣而轻视之，反而给予隆重的待遇，并向他虚心求教。王鹗为之细说儒家经典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忽必烈说：“我虽不能马上施行这些理论，怎知将来不能施行呢？”王鹗请求放他回家，忽必烈也不强留，而是派了五人随王鹗一同返乡，拜他为师，认真学习儒家理论。

只要是可用的人才，不管他是敌国的俘虏，还是寺庙的和尚，为了大有为于天下的志向，忽必烈都要加以利用，他的求贤可谓无所不至。

邢台人刘侃在仕途上一直不顺，不能从低级官吏中提拔上去，为此郁郁不乐。一天，他投笔而叹：“大丈夫不能被人赏识，就当隐居而实现自己的志向，怎能当一辈子刀笔吏！”于是弃官而去，隐居武安山中，不久削发为僧，法名子聪，来到云中南唐寺。这时另一位僧人海云赴忽必烈之召，路过云中，听说子聪博学多才，就邀他同行。两位和尚于是一同来到忽必烈帐下，忽必烈向他们询问种种问题，试探他们的才能。两位和尚果然不负众望，让忽必烈大为满意。子聪于书无所不读，是真正的博学之才，尤其对《易经》非常精通，还懂天文律历及各种奇门异术，谈到天下大势，更是了如指掌。忽必烈大为满意，海云则相对较差，结果忽必烈留下了子聪，海云却未被相中。子聪留下之后，不久就恢复俗姓，并改名秉忠，他就是元世祖最为信任的谋士刘秉忠。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天下之士已经风闻忽必烈的求贤爱士，而自动前来寻求明主，以求一展抱负。而忽必烈这时对所谓贤才，已实行筛选制，经过他的当面询问，测试这些人才的水平，根据情况，选优汰劣，表明忽必烈的网罗人才已经进展到较为深入的地步。

忽必烈留用了真正的人才，这些人才就会为他招徕更多的人才。如刘秉忠在忽必烈处得到重用之后，就推荐了张文谦。张文谦来到后，向忽必烈建议：“现在民生困敝，尤其是河北邢州一带，更为严重，何不从手下的人才中选派一位，前去治理，一来可以改善地方民生，二来也可观察这些人才的真实本领。”忽必烈于是派出乌脱、刘肃、李简三人到邢州，此三人同心协力，很快就使邢州人民安居乐业，户口增加十倍。如此显著实效，使忽必烈更加尊重儒士，这都是张文谦的启发所致。

不久，忽必烈听说真定路一位低级官吏张德辉是贤才，就把他召来，问：“孔子死了这么久，他提倡的圣人之性，又在何处？”张德辉回答：“圣人与天地相始终，无往而不在。殿下如能实行圣人之道，孔子的圣人之性，就在殿下之身。”(www.xing528.com)

忽必烈又问：“我听人说，辽的灭亡是因为他们过分信仰佛教，而金的灭亡是因为他们过分重用儒士，是这样吗？”

张德辉说：“辽的事我不太清楚，金朝的事是我亲眼所见。他们的宰相中虽然有一两位儒士，但其余全是世袭武将，每当讨论国家大事，又不让这几位儒臣参与。总体上看，金朝官员，靠儒士身份得到晋升的，不过三十分之一。国家存亡，自有应该承当其责任者，怎可责咎这些儒士？”

忽必烈又问：“祖宗的法度都在，但不能完全实行，又该怎么办？”张德辉指着案上的银盘，告诉忽必烈：“创业之主，好比制造这样一个宝器，精选白金，使良匠精心设计而制成，但要让后人永久传下去，关键是选谨慎厚道的人掌管住它，不然的话，不但很快就会有所缺坏，甚至还将被别人窃去。”

忽必烈沉思良久，说：“这正是我日夜担心的事。”又问：“农家辛苦耕作，为什么还缺衣少食？”张德辉说：“农桑是天下的根本，所有人的衣食都靠它供给。男耕女织，一年到头辛苦无比，还要把最好的上交给国家，剩下的仅够养家糊口，可是地方官吏又用各种借口横征暴敛，从农民手里抢走他们赖以生存的财产，所以农民才有冻馁之苦。”

忽必烈在与张德辉的谈话中，懂得了许多治民治国的道理，都是蒙古人的传统教育中未曾听说的，所以他更加重视汉人儒士，让已经投奔的儒士们向他推荐人才。于是又有魏璠、元裕、李冶等数十个儒士集中到忽必烈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