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洞在《虎钤经》中非常重视谋略的问题,他认为,用兵打仗要以“粮为本,谋略为器”。谋略的运用,一定要在物资基础上,才有实际意义。而谋略的运用本身,又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如“谓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
又如他说谋略分为多种类别,如果需要维护正统,讨伐叛逆,就要用尧舜之谋;如果要讨伐四夷,征服异族,就要用周宣王的武略;如果要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就要用张良、陈平的良策;如果需要奇谋,运用诡道,就要用韩信、白起的谋略;如果通过听禽鸟之声,观风云之变,就要用师旷、离娄的谋略。
总而言之,所谓的谋略,早已经超出了单纯用兵打仗的范围,而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我们讲宋代的谋略文明,就不能不对《虎钤经》中关于谋略的理论进行认真的探讨。
将领用兵,首先必须端正礼仪,明确等级规矩,其次要深谋远虑,再次是用人。然后研究天地的利害,人心的向背,赏罚的公正,情绪的控制,进退的路线,做出进攻的决定,明确成败的行动计划,以及主军客军的作战原则。这些都是治理军队的谋略所要包含的内容。
治军用兵,目的在于让人尽心尽力,听从指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定的方法。而要恰当地运用这些方法,就是谋略的问题,不能照搬教科书纸上谈兵。
要想使人在战斗中舍生赴死,就要在平时爱惜士兵,在用兵之时爱惜士兵的生命,不能让他们无谓地牺牲。要想官兵作战时能舍身犯难,平时就要与部队亲密无间,如兄弟一般。只有亲近别人,危急时刻,别人才会亲近你。这叫先有胜敌的条件,然后才能在实战中战胜敌人。
作战要求胜利,必须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其根本,再用周密的谋略成其大事,还要有强勇的兵士和锋利的武器为其保障。为了令行禁止,则要会用禄位作为诱饵,以斩杀树立将威。
士兵总有强弱之分,勇怯之别,将领的高明在于,使强弱互助,勇怯搭配。作战阵势,总有前后之分,左右之异,将领有谋者,能使兵士前赴后继,左右齐进,远近策应。不管人多人少,都能保持协调一致,如同一人。(www.xing528.com)
敌人如欲防守,我则出其不意进行突袭。敌人想要进攻,我则估计他的攻击方向,布以强兵,予以有力回击。进攻敌军,需从其弱小之处开始。袭击敌人,需选正在运动之敌。敌人兵力薄弱,我就可正面突破。敌人队形过长,我则可以截其一部。敌人阵形混乱,我可用假象迷惑它。敌人疑惧不进,我则可以进一步威胁它。这些方法知之不难,难在恰到好处地加以运用。能否运用得妙,就反映出将领有无智谋。
治军用兵,不能只凭自己的意愿,而需对情况有切实的了解,并有牢靠的措施。部队过于疲劳,那是使用无度的结果。部下牢骚满腹,那是将领奖赏不均。战斗力不强,那是因为强迫命令。感到无计可施,那是因为先前谋略不当,而陷入困境。部队涣散,在于将领治军无方。兵士恐慌,是由于将领的胆小。部队吃不饱,那是因为补给线太长。部队气氛欢快,那是因为休整充分。赏罚是治军的两大杠杆,谋略是胜利的一大法宝。
在战斗中,谋略的高明与否,要看以下数事是否处理得当。我军能否灵活机动,而击敌之呆板。我军能否以坚实之力,击敌之虚弱。能否以我军之利,击敌之害。能否以我军之逸,击敌之劳。能否使我军保持力量充裕,以击匮乏之敌。在丘陵地作战,不要仰攻。向下俯攻,不可攻到谷底。敌据险隘,不可拼力强攻。敌人溃败,追击不可过远。水上作战,不可迎风,不可逆流。林中作战,应多路分进,不可挤作一团。草原作战,要避开深草。平原作战,部队不可过于分散。这些都是用兵作战的基本常识,高明的将领在于能得运用之妙,使敌人感到深不可测,这就是有谋的表现。
军队若无保密,敌人就会轻易知道我军的动向。治军若不严肃军令,部队行动必然一片混乱。不及时奖赏,士兵就会消极怠工。队列紊乱,是由于士兵训练不良。夜间宿营发生混乱,将领必须保持镇定,并及时发出命令,使兵士心中有数,不再乱作一团。将领治军有方,其部队阵形严整,士兵也就士气高昂,乐于从命。部下对于将领,应又怕又爱,这才是高明的将领,将领所到之处,应受到部下的真诚欢迎。
以上各项,不能只靠将领一人来做,必须要有一批精明贤能之士来做将领的谋士,共同策划,一人之谋,总赶不上众人之谋。将领如欲用谋治军,必先建立贤明的参谋班子。
一切行动之先,都需先定计谋,所以说计谋是军事的根本。如欲用兵,就要先谋如何安定民众。如欲进攻敌人,就要事先谋划粮食的供给。要想排兵布阵,就要事先研究地形。如欲战胜敌人,事先就要谋划如何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如要防守,就要事先谋划物资储备。要想部队强大有力,就要谋划如何管理部队。如想获得远利,就要谋划如何从目前做起。如果事先没有这些谋划,要想取胜,只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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