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君臣谋划国策时，最大一个问题在于莫不私心自用。太祖赵匡胤篡周，因为私心自用，太宗赵光义杀弟诛侄，更是私心自用的极致。国君的作为都是如此，所以后来党争发展的结果，就流于暴力斗争，党与党争，党内也争，此种风气，可以说都由太祖太宗导其先路。不仅文人士大夫以党争著称于世，影响所及，连武将也都有此种习气。
如李纲以忠义见称，但当钦宗命他荐举人才时，他却因为嫉妒白时中、李邦彦，欲其出事而自快，竟然出于这种目的举荐此二人。
其后耿南仲也因为嫉妒李纲，而在国家危难之时，也不忘排挤他。姚平仲在钦宗问及如何与金兵作战时，不是考虑国家利益，而是想到如按种师道的意见办，头功就被他抢去，由此而另说一套，只想如何让种师道不得成功而后快。
而李纲向钦宗要求当全军的统帅不成之后，本来作战的方案与种师道相同，却在姚平仲提出新的方案后，而在钦宗面前又赞同之，而使种师道之计不得实施，这也反映了他在得不到统帅之职后，对种师道的私心嫉恨。
在国家面临千钧一发即将灭亡之际，文臣武将还在暗斗心机，争权夺利，国家又怎能不亡？！(www.xing528.com)
相对而言，武将种师道在如何用兵打仗方面，要高出诸人一筹，如果钦宗让他主持当时的军事部署，北宋还不至于如此快就灭亡。
种师道曾向钦宗建议，在汴京无险可守的情况下，最好西迁首都到陕西的长安，据山河之险与金兵对抗。这在当时确是上策，可朝廷大臣们却认为这是懦怯之策，而罢免了他的两河宣抚使之职，使之不能带兵打仗，报效国家。导致种师道忧愤而卒。
假使当时钦宗与大臣能听从种师道之计，迁都长安，依靠山河之险作抗金的总基地，而留下李纲、宗泽等等人才固守汴京，并让他们全权指挥河北中山等处军队以抗金，然后徐图收复太原之举，则中国形势可以转危为安，弱而复强。
可惜钦宗根本不懂得种师道之谋的高明，朝廷大臣更不能虚心研究其中的奥妙，只知排除异己，谋求私利，所以在汴京破亡，钦宗被俘之时，后悔莫及地哀叹：“不用师道之言，以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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