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事，已往的史家已有精彩的评论：北宋所以灭于金人之手，首恶应属章惇与蔡京，而赵良嗣则是使亡国之祸逐步走近的人。在哲宗驾崩的时候，徽宗尚未即位，章惇就说他轻佻而不可以君临天下。在辽朝天祚帝死后，辽的张觉来降，赵良嗣以为受其降就会失信于金，必定招惹外侮。如果按此二人的意见办了，宋不立徽宗继位，也不受张觉之降，金人虽强，又有什么借口向宋朝挑衅呢？
但考察宋徽宗所以失国，并非像晋惠帝那样愚蠢，也不像三国吴的孙皓那样残暴，只是他依仗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用心偏颇，排斥正直之士，狎近奸谀之人。于是蔡京之流可以靠着轻薄巧佞，而成其骄奢淫逸之欲，溺信虚无的道教，崇饰华丽无益的道观，使得民力困竭，君臣逸豫，相互诞谩，怠弃国政。
等到了童贯掌握了朝廷大权，又轻易地对辽用兵，贪图所谓收复燕云之功，招惹外侮。最后国破身辱，也是势所必然，岂能说是天数使然。自古君主玩物而丧失治国之志，纵欲而败坏朝廷的纲纪，没有不因此而亡国的，而宋徽宗可算一个典型。
燕云之地，在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上，可谓有关生死存亡的重要之地，作为中原的政权，必须收复之，这是整个北宋二百多年一直企盼的。但是要从强敌手中收复此地，必须先谋自强，然后才能成功。而宋自开国以来，其对内是采取苟安的政策，因此国力始终衰弱，对外则常希望收复失地，以及使西夏归顺。无疑其内外政策上已有根本的矛盾，因而其先天上已无收复之望。
等到了徽宗时期，其君臣不自量力，而欲乘辽之危，采取投机取巧的途径，达到收复燕云的目的，但在与辽金交涉的过程中，又措置失误，所以终于招致灭亡之祸。
最初，宋徽宗被赵良嗣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又委任昏庸的王黼和童贯之流主持其事，在与金人往来交涉当中，多有失误。在镇压了方腊起义之后，宋徽宗又后悔与金人定下的夹攻辽朝之约，而王黼又以“兼弱攻昧”收复失地说动了宋徽宗，于是宋徽宗就专使王、童二人主管对辽用兵之事，可见他对国家决策之事，是多么轻佻随意。
因此宇文虚中批评他是“庙谟失策，主帅非人，边境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粮，金人借百胜之势，虚喝矜骄，不可以一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
对于宇文虚中的极具价值的建议，王黼不仅不予采纳，反而大发脾气，贬虚中的官，以逞其淫威。而其后所有的措施，又多乖谬，所以他们所谓的收复燕云，不过七座空城而已。
假设当时宋朝与金人不能海道相通，不派出使节与之联络，而是等金人自己来找宋朝联络，或者静观辽金相争，而乘其弊，从中操纵控制，则宋不但无通金之患，还将兼收助辽之实。即便金人能得逞于辽，也不敢轻视宋朝。然而宋人谋略不善，一听马植之说，就轻率地派出使节，名义上是与金人联络，实际是另有所求，金人看破宋的目的，当然也就不把宋人放在眼里。
接着童贯出兵，竟然被金人视为不堪一击的辽军打得大败，结果就使金人更加瞧宋人不起。从此以后，金人就有南下灭宋的企图。这不能不说是宋人开启了金人敢于南侵的大门。其后辽之张觉叛降，宋人当作宝贝接受，这就使得金人在轻视宋朝之后，又找到了谴责宋人的借口。所以，金人用来南侵的理由就有三个，一是纳叛，二是割地，三是加币。由此看来，宋朝之祸岂非咎由自取！
当初，宋人昧于一时之利，既失信于金，又接纳了叛将张觉。等到金人施加威胁，宋人又怕得赶快斩张觉之首而送给金人。这种做法，就使得辽的其他降军将士，如郭药师的常胜军，人人自危，这就埋下了他们后来对宋朝不忠，而反为金人所用的祸根。
又当宋军再次被辽军击败之时，不思依靠中原将领加强边境防备，却对郭药师抱有幻想，欲靠此人为指挥北部边境部队的主将。而郭药师在了解到宋朝内部的黑暗与愚昧之后，就靠倒卖宋朝的精良武器，来向朝廷的权贵进行贿赂。而王黼之流，在收受了贿赂之后，对郭药师的请求，无不应允，并且在宋徽宗面前，大肆吹捧郭药师，最终使他成了主宰燕山边防部队的主帅。(www.xing528.com)
在宋朝的纵容下，郭药师大肆扩充自己的部队，一时号称三十万之众，且朝廷的精甲良械尽归他所有。在朝臣议论郭药师一直不改契丹服装之后宋徽宗对他产生怀疑于是召他进京，竟然不来，可见他根本不把宋朝廷放在眼里。
此后童贯用马扩之谋，准备集中军队于燕山、中山、雄州等地，以对郭药师形成牵制之势时，童贯却因郭药师的一声称父，而惊喜不已，以为此人可靠。而何灌建议削弱郭药师军势，童贯也就听不进去了，竟然让郭药师将全部番汉部队控制在手。
尤其荒唐的，是朝廷竟然从此以后不对郭药师采取防范措施。可知童贯在轻信了郭药师之后，已经在朝廷里将他美化成难得的统兵良将了。就是如此昏庸的大臣，掌管着宋朝的国家大计，对于怀有狼子野心之人，不仅不能看破他的阴谋诡计，反而被他牵着鼻子走，成为敌人的帮手，终于使宋朝本来就很虚弱的北部边防，成为徒有其名、自欺欺人的一张纸墙。
最后在金人突然袭击面前，朝廷所信任的郭药师部毫不犹豫地倒向金兵的怀抱，使宋朝的整个北部，成为不设防区域，所以郭药师能够率二千骑兵，为金兵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直逼汴京城下。
军国如此大事，国家存亡所系，决策权竟掌握在童贯、王黼这样的昏臣手中，兵权掌握在郭药师这样的阴谋家手中，宋朝想不亡国，岂非妄想。宇文虚中所谓“庙谟失策，主帅非人”，实为明敏的预见。宋朝并非无人，只可惜昏君庸臣不能识别，更不会重用他们。
当童贯指挥的宋军一再为辽兵击败之后，已自知力不敌金，于是遇事即欲投机取巧，从无根本之谋。既急谋与金夹攻辽，转眼又罢，既纳张觉，转眼又斩其首而献给金人，既向金人提出要收回滦、平、营三州，未得同意之后，又将燕山也不保，且将燕山的税租也都让给金人，对金既谋委曲求全，转眼又想联络辽人势力以攻金。总之，都是反复无常，表现其决策的投机性。
当金兵已大举南下，京城被围之时，童贯仍然是这种态度，一会要迁都以避金兵，一会则要坚守待援，一会主守，一会又求和。如金将到汴京，始谋避敌，因李纲献言，又取坚守之计。既谋坚守待援，却又因李邦彦之言，而向金人卑辞求和。
等种师道之军赶到，以因师道之言，而不与金人谋和。师道正请求坚守以困敌，却以因姚平仲一言，而派兵偷袭金营。既用李纲、种师道之言准备守备边境，朝廷之议略定，不久又因吴敏、耿南仲之说，以为三镇可割让给金人，又找金人议和。
朝廷策划大计，如此颠三倒四，始终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决策乍战乍和，用人乍贤乍否。一般而言，情况稍有紧急，就恐慌而无谋，形势稍有缓和，就用苟且偷安之谋。就连金人也对此感到厌烦，对宋朝的使者说：“等你家商议有了结果，我已渡过黄河了。”
尤其狂妄者，在汴京垂危之时，竟乞怜于妄人胡诌乱云的六甲术数，由此足见宋朝君臣昏庸到了何种地步，以此谋事，怎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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