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策对同年关系的影响

同年，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人际关系，它和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一样，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从唐代开始，同年登科的进士互称同年兄弟，已十分普遍，但唐代人只把同年视为九州四海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后相识之人。宋代以来则把同年发展为朋党，与现实政治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同年在宋代人看来，不仅是亲密相识的兄弟关系，而是荣辱与共的一种政治关系。

宋代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使越来越多的士人能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中。通过科举形成的同年，在宋人看来已与唐代人不同，宋初名臣柳开在致其同年李巨源的信中，明白地道出了这种关系的内容：

同年登第者，指呼为同年，其情爱相视如兄弟，以致子孙累代，莫不为昵比。进则相援为显荣，退则相累为黜辱。君子者成众善，以利民与国，小人者成众恶，以害国与民。

由此可知，宋代的同年完全成了进则俱荣，退则俱辱的利益集团。所以称为朋党，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也并不是宋代所有的同年都形成了党派，而是与唐代相比，他们结成朋党的倾向更加明显，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更直接。(www.xing528.com)

宋代的科举士人利用同年关系，结成朋党集团，参与现实政治活动，而政治活动的严酷性，又逼得他们不得不运用各种谋略以求自存与发展，于是原本高尚的读书人，因参加科举不期然而然形成了同年关系，最终竟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谋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赵匡胤与宋太宗虽然都是武人出身，但比五代武人们高出一筹。整个五代时期，文人受人轻视，武人只知凭借力量角逐于政治舞台。从后周郭威与柴荣起，他们已逐渐开始改变这种倾向，有意抑制武人，提拔文人参政。但当时还是兵荒马乱的时期，科举尚无法走上正轨。只有到了赵匡胤夺得天下之后，首先夺去了武人手中的军权，且天下逐渐安定，然后才得以恢复正常的科举考试，让读书人参政，这样才使文人们有了联络同年、结为朋党的机会。

赵匡胤虽然恢复了科举，但取士的人数较少，每一科不过十几人，即使对这十几人，赵匡胤也不放心，明令禁止中举的士子与主持考试的试官结成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这是为了防止他们拉党结派，造成政治上的分裂。赵匡胤的这一措施，用心深远。但赵匡胤并不禁止同科的士子结成同年关系，他也许认为，这伙人本来就不多，且分散在各地，在政治上形不成气候，当然也造不成风浪。但他没有想到其继承人太宗大大增加了中举名额，而且在几十年之后，最初在政治上地位较低且影响较小之人，也能渐成大器。赵匡胤当时只注意对武人的防范，未能考虑到几十年后文人在政治上的发展，当然，这是不能苛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