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韬略：赵匡胤巧妙回收兵权与财权

赵匡胤上台后，在赵普的点拨下，用杯酒释兵权之计，让石守信等人心情舒畅地交出了最具有威胁性的兵权，心满意得地享受金钱美女之乐去了。从赵匡胤来说，他的回收兵权，是吸取五代屡次兵变的教训，用优厚待遇使军人甘心交出兵权，这是缓和矛盾的良方，也是巩固统治的远大之谋。

只从军人武将手中收回兵权，远远不能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必须要有配套措施，如用文臣知州事，就是其一。

在赵匡胤乾德元年，即公元963年，赵匡胤开始实行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五代时期，各地割据的诸侯势力强盛，中央朝廷不能控制这些手中有兵有钱而又为所欲为的强梁诸侯。每当朝廷想要调动这些诸侯，让他们到别处任职，总是先命近臣宣布皇帝谕旨，且必须发兵作好防备，但仍有不奉诏命者。到赵匡胤刚即位时，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在他控制区域内，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这都是很有实力的诸侯，对他们控制不当，很容易激起事变，甚至引起天下的动荡，导致赵氏王朝崩溃。

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赵匡胤早就在想办法，但他明白不能过于匆忙，只能顺应时势，逐步解决这批人的问题。他与赵普多次商议，采取了渐削其权的过渡办法，让这些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丧失军政经大权。赵匡胤的具体方法是，当他们之中有人病死时，就不让他们的子孙或亲信继任其职，或以年老为由，以优厚待遇让他们退休，或让他们兼任一些只有空名而无实权的文职，然后再派文臣一个个地代替他们。

用文臣逐步代替长期跋扈的武将，是赵匡胤上台后的重大谋略之一。但他又考虑到，武将受到重用，在于天下太乱，尤其是自己还没有完全统一天下，武将之力还不得不用，文臣似乎不能应付这种局面。所以赵匡胤特别想发现文臣而有武干者，若有了这种人，就可以彻底摆脱武人的威胁。一次，赵匡胤问赵普，有没有这种人？赵普说，左补阙辛仲甫就是这样的人才，希望皇帝重用他。于是赵匡胤就让他担任四川兵马都监，这个官职以往都是武人的专利，由此开始，文臣之中兼具武才者，便一个接一个地被发现而委以重任，使得只有武勇而无文才的军人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赵匡胤在任命辛仲甫之后，对赵普说：“五代时候，地方军镇大吏非常残虐，各地百姓在他们的搜刮下半死不活。朕现在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头治理各地的军镇大藩，纵使他们都是贪浊之官，亦不及武臣的十分之一。”

乾德元年四月，赵匡胤下诏在各州设立通判官，统一任命文臣担任通判。凡是当地军民之政，都由通判统一掌管，他们对中央直接负责，事得专达，级别地位与州刺史相当。如果是较大的州，还设置二员通判。此令一出，中央派出文职通判来到各地，以前失控的地方大员，基本失去了以往那种天高皇帝远、此地任我玩的威风。为了更多地选拔到优秀文臣，乾德二年（964）恢复了停办多年的科举考试，按三科取士。一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是经术优深可为师法，一是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凡是内外职官、布衣草泽，都可参加考试，这是用儒士治天下，逐步取代武将专横于各地的长远计划。

赵匡胤还下令让各地节度使管辖的郡县，全部由朝廷直接任命和调迁，郡县的官员都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不再被节度使控制，于是节度使之权开始削弱。当时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下属的郡县被他管得一塌糊涂。此次则专门选派了一些强干的文臣，担任那里的郡县长官，不再听命于符彦卿。之后，又把这种做法定为制度，各个节度使属下的郡县长官，都由这种模式统一任命。

赵匡胤对赵普等人说：“五代时各地诸侯飞扬跋扈，他那里有人枉法杀人，他根本不向朝廷报告，就由自己处理。朝廷对于各地司法案件，根本是一无所知。人命关天，朝廷姑息藩镇，能像这样搞吗？我现在从朝廷任命文官，到各地州郡县任职，让他们直接对我负责，由朝廷直接控制他们，让那些节度使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飞扬跋扈。从今以后，诸州的死刑案件，都必须上报朝廷，由刑部仔细核准之后，才可执行。地方官不能随便草菅人命，他在地方上失去了作威作福的本钱，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赵匡胤之所以要让百姓过好日子，目的在于安定天下，使民众安心从事生产，这样才能使国家的赋税收入稳定增长，国力不断增强。

说到地方的赋税收入，这是古代国家的命脉所在。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生产凋敝，国家就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诸如用兵打仗，就没有了物质基础。在五代时期，一方面是战乱不止，天下百姓无法安居乐业，生产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是地方百姓缴纳的赋税，尽管已比太平时期减少很多，可就连这有限的物资，朝廷也得不到，因为节度使们在收缴了百姓的赋税之后，根本不给朝廷而留为己用。这叫两头穷，中间肥。朝廷之所以奈节度使不何，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赵匡胤除了任命大批文臣到地方上任职，以削弱节度使们的军政权力之外，还要从节度使手中收回这份财权。(www.xing528.com)

乾德三年（965），赵匡胤开始收回财权，他的办法是在各地设置转运使。自唐代天宝年间以来，各地藩镇都屯有重兵，当地的租税收入，朝廷就让他们自己使用，以供给当地的部队，这叫作“留使”或“留州”，因而各地向朝廷输送的物资就越来越少。到五代时，各地藩镇更加强横，当地物资收入都指派自己的亲信掌管，而且不按规定收税，总是向百姓不停地搜刮，厚敛之后，全都留在节度使手中。赵匡胤素知其弊，他让赵普制订一个办法，命令诸州除了有限的行政经费外，其余的物资收入，一律输送转运到汴梁，不得随意占留。朝廷任命的转运使，就负责这项任务。若当地的节度使尚未任职或退休，就令转运使兼管征收赋税。

此举在于使地方之资财全由朝廷派去的转运使掌管，虽有节度、防御、团练、观察等使及刺史，皆不能干预赋税征收，这样天下的财利就全都归于朝廷。朝廷掌握了天下的赋税，力量大增，地方的节度使等官在失去了兵权之后，又没有了财源，更成空头之职，对朝廷不会形成任何威胁，这就是赵匡胤收权以固其位的远谋大略。

太祖赵匡胤不仅将长期以来被地方诸侯把持的兵权收拢到自己手中，还更进一步把全国的精壮兵丁都集中到京城，由皇帝亲自掌握和使用，不给地方留下可以造反时能征善战的勇士。乾德三年（965）八月，他下令挑选各地兵丁入补京城禁卫军。在这之前，赵匡胤已诏令禁军殿前、侍卫二司，各自检阅部下兵士，选其骁勇者升为上军。现在又命诸州长官挑选本地兵士中的骁勇者，全部集中到京师，以补充禁军。为了保证各地挑选的是真正的精兵强将，又事先按照禁军的强壮士卒，画成兵样，分送诸道，招募教习，让其精练，然后送往京城。赵匡胤把天下的精兵集中到京师，作为皇家的禁卫军，给他们以优厚的待遇，并亲自加以训练，使之能以一当百。于是各地节度使都自知兵力非京师之敌，而莫敢有异心者。史家称这是赵匡胤的强干弱枝之谋，取得了致治于未乱的效果。

全国精兵都挑选出来并集中到朝廷之后，如何使用他们，并让他们长期保持良好状态，这些问题都需考虑周到，为此赵匡胤又设立了更戍法。精兵长期不用，在京城内养尊处优，就会变质，甚至成为不安定因素。所以按照更戍法，让禁军分批前往边境地区执行戍守任务。从京城到边境，路途遥远，使得这些兵士往来于道路，长途行军，练习吃苦耐劳的精神，避免长期养兵而不用，逐渐产生好逸恶劳习气，一旦天下有事，所谓的精兵反而不能致用，这是赵匡胤设立更戍法的第一个目的。

既是更戍，就要禁军兵士分批轮换，长期在边境地区，条件艰苦，不让他们回来休息，也会产生不满情绪，到一定程度，难免不生叛乱之心。所以要定期轮换，让兵士知道吃苦只是一时，不至于绝望。同时也可借用轮换戍边的方法，使全体禁军士兵劳逸平均，谁也不能偷懒，谁也不会长期受苦，大家心理平衡，这也是控制人心的一种谋略。赵匡胤当兵出身，当然了解士兵们的心情。

更戍法还有一层意思，是赵匡胤的得意之笔。他以为如果让禁军兵士分批离开京城去边境戍守，就能使得禁军将领不能与士兵形成长期的上下级关系，以至于产生更紧密的恩情，大家都是短期内在一起合作而已，这是赵匡胤防止禁军将领在军队内部拉帮结派、培养嫡系、图谋叛逆的措施。赵匡胤是禁军将领出身，他之所以能发动陈桥兵变，就是靠的他与禁军士兵的长期友好关系，使他们成为只尽忠于将领而忘了皇帝的人。而要防止这种情况，只有使将与兵分开。更戍法的诞生，不仅要让士卒不至于骄惰，更重要的是使将与兵脱钩，不致形成具有离心力的独立军队。赵匡胤为巩固他通过不可告人手段而夺来的皇权，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赵匡胤此策，虽能防止军队叛离之患，但却不能杜绝将兵分离导致的指挥不灵，从而种下了军队作战力下降的恶果。这从后来宋与辽、金、元军作战总是处于劣势的情况便可得到证明。这也是宋代名将杨业、岳飞最终死于莫须有之罪的一个原因。因为杨业、岳飞二将，一个有战无不胜的杨家将，一个有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岳家军，而这正是宋朝皇帝最为担心的异己力量，虽然可以让你活动于一时，替赵氏王朝出力卖命，但终究要把你干掉，他才能安心睡觉。按照赵氏皇帝的逻辑，内部的安定是第一位的，外部的敌人不管多么凶狠，都不可怕，只要内部没有足够强大的异己力量威胁自己的皇位就行。因为外敌，那是谁都不会看错的，一时打不赢还可再调动兵马与他抗争，而内部的人，如果一次看不准，就会让他翻上来，把自己打下去，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这种逻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宋代的每一个皇帝，而其源头，就来自这位出身禁军、靠兵变夺权的赵匡胤。

北宋吕中曾对赵匡胤上台之后为巩固皇权而收回藩镇之权的措施发表过评论，他认为，自唐末及五代以来，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而不能统一，都是由于方镇的专地；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而无法停止，都是由于方镇的专兵；民众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都是由于方镇的专利；民众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都是由于方镇的专杀；朝廷的命令不得行于天下，都是由于方镇的继袭。太祖即位，知天下所有弊病源头都在乎此，于是以文臣任州官，以朝官任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转运使，置通判官，都是渐收方镇之权。然后朝廷只需一纸诏令，就可指挥各个郡县，令行禁止，如同大脑支配手臂一样轻松，无有任何困难，而天下统一之势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