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制度与政治谋略：揭示《宋元韬略》中的深层智慧

在谈论中国古代的谋略时，就不能不说到中国古代的皇权制度。这种制度，是造成中国古代韬略文明的土壤与温床。可以说，如果中国古代不是皇权制度，中国历史上的韬略文明就将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面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谋略，都与这种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分析赵匡胤的夺权谋略时，也必须对这种制度与政治谋略的关系做透彻的说明，否则就不能发现韬略文明的深层意义。

皇权制度，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所谓真命天子，就是普天之下所有人的最高统治者，从来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中国古代历代法律，对各级国家机关的职权都有明确规定，但对皇帝的权力则无任何规定。这种无规定，一方面造成皇帝权力的毫无限制，形成绝对权力，另一方面，也造成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皇帝的权力旁落，受制于人。

所以，皇帝的权力也不是绝对稳固的。另外，皇帝的登基，有时实际是操纵于一些大臣手中的，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皇帝的命运，有时也是由他人来决定的，这就是皇权制度下君主地位的不稳固性。这种状况，就造成了皇帝运用权谋的背景，皇帝从登上帝位的第一天起，就要面临维护和加强个人权力的问题，他要控制整个政治权力结构，用一人的心力来完成此事，是相当沉重的压力，这是他们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是须臾不可忘记的中心大事。

因此，中国几千年的皇权制度，就成了各代皇帝运用谋略的广阔天地，他们在这个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精彩的场面，其中包含了多少心血和智谋，是非常丰富的历史宝库。皇帝运用的政治权谋，是政治权术，它不需要诚实，只需要欺诈和阴谋。正如西方著名学者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里说的：

“一个君王，如果想保持他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某些事看来是道德的，但其结果却置国君于败亡。另外一些事，看来是罪恶的，其结果却使君王获得了较大的安全和幸福。”(www.xing528.com)

这种情况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权力的保持就与人们大力提倡的道德形成尖锐矛盾。要保持皇权，就不能讲仁义道德，要讲仁义道德，就会失去皇权。帝王运用权谋的用心是不可公开的，所以他们做的事与说的话，与其背后的用心，是不一致的，这就要人们去分析才能看出。比如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的表演与讲话，就不能视为他的本心，而只能看作他夺取皇权的政治姿态。其他在位的皇帝的言行，都可同样视之。

在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一方面是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力，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上皇帝，便是天下的主人。但另一方面，这种绝对的权力却没有绝对的权威。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中国人似乎对于至高无上的皇位不大放在眼里，人人都是潜在的谋反分子。如当年“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秦始皇，可谓威震四海，不可一世，然而小小的戍卒陈胜，却敢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小小的里长刘邦也敢说“大丈夫当如此”，都想尝尝当皇帝的滋味。没落的贵族子弟项羽也说“彼可取而代也”，颇有取而代之的雄心。而这样一批人，就真的把始皇帝准备传之子孙万代的皇帝美梦打了个粉碎。

自那以后，改朝换代就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格局，所以秦始皇以后的皇帝都明白一个道理：人人都是潜在的敌人，任何人都不可相信。所以，历代王朝制定法律，最大而最不可饶恕的罪名就是“谋反”。而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的谋反分子或曰想夺皇权的人出现，赵匡胤也是其中之一。当然，在这些人中，成功者总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失败者，但这并不妨碍后来的谋反分子层出不穷地涌现。这一状况也就使得中国人在保持和夺取皇权的斗争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智与谋略，使得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引人入胜的谋略事件。

中国的皇帝，不管他有多么冠冕堂皇的外表，多么光荣显赫的来头，实际上他总是一个独夫，是真正的孤家寡人。绝对的权力，却伴随着没有绝对权威的尴尬，使得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绝对不能与第二人同享，连自己的父兄子弟都不能共享，有时甚至不惜大开杀戒。于是，人人都想做的皇帝，变成世界上最为孤独的人，任何人都不可相信。而别人对待他，就像他对待原来的皇帝一样，都是表面顺从，却心怀鬼胎。在这种人际关系中，大家都只靠谋略来混日子。皇帝只能靠自己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在这里，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耗费心机来运用谋略控制和操纵一批人，让他们听命于己，做自己的忠臣，依靠这批人，组织、运转一个庞大的统治机器，来统治整个天下。未当上皇帝前，费尽心机谋取帝位，当上皇帝后则要费尽心机维持帝位，这就是中国皇帝整个物质生命和全部政治生活的唯一核心，是其不可须臾掉以轻心的头等大事，这就是古代中国政治中心的真实状况，就是中国人构思和运用政治权谋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