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大志,没有大谋,还不能保证大志的实现;只有大志,而无能力与影响力,其大志只能是一枕黄粱。赵匡胤生在乱世,既有军事指挥与组织能力,又有政治上的远大志向,他的人生就只能是政治的人生,韬略的人生。
赵匡胤用谋略来夺取帝位,这样的谋略,对历史有利,因此我们就要肯定他的大志与韬略,而不能简单采用儒家正统观念来批评他的所作所为。在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皇权交替是重大问题。皇权是世袭的,只有皇帝老子传给他的儿子,别人都不可来夺取,否则就叫篡权,是大逆不道。这就是儒家正统观念。但皇家系统的人,不能保证都是英明的,或是说都是符合人民愿的望,而英明的或符合人民愿望的人,如果不是皇家系统的人,他就根本没有取得帝位的资格。这样一个制度及其观念,是古人评价古代皇权转移的根本准则。
但在现代的人看来,这个准则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应该是英明的人,或者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人。如果在位的人不能达到这两条要求,就应该通过一个公正而公开的程序,进行权力的正常交接,有了这样正常而公正的交接制度,人们就不用花费心机运用谋略,搞阴谋诡计。但在古代没有这样一种制度,所以人们就要运用心机,策划谋略,来实现权力的交替。所以,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行动,是否合理与可否肯定,就不能墨守儒家陈规,而要看取得皇权的人,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否能促进历史的发展,这才是正确的评判标准。
在皇权制度下,为获得权力,只有采取谋略手段,不能采取正常交接途径。谁是最好的统治者,谁最符合民众的心愿,都无法用一项制度保证实现。从现实结果看,赵匡胤的统治相对是好的,比较宽容,不滥杀政治敌手,而是采取优厚待遇以消解政治纷争,从宋人的评论看,是欢迎赵匡胤称帝的。在这场谋略夺权的过程中,体现了赵匡胤的谋略之大和远。所谓的大,就是化大谋于无形,比如不用自己出面就把事情办好;所谓的远,就是防乱端于未萌,比如他上台之后的杯酒释兵权,对高级军事将领的及早防范。(www.xing528.com)
而从心理角度看,赵匡胤称帝完全符合人的正常心理。在郭威和柴荣当政时,他无野心,至少是没有行动的迹象,因为郭威和柴荣都是英主,跟随此人也可以有事业之成。但郭威和柴荣过早死去,而让一个小孩子当天下的家,这就不能让赵匡胤这样心有大志的人心服口服。而且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太平之世,一国之主不能幼弱,否则难以为继,所以赵匡胤要夺权,相信自己能把国家管好,这在一个有政治大目标的人来说,是完全正常的心理活动。
再从世人之心来看,赵匡胤也是得人心的,因为他有军功,是个人才,这是当时公认的,在郭威和柴荣当政时,人们还不会想到由赵匡胤出来掌权,但这两个英主一死,一个孩子当政,人们也不放心,所以他们希望有能力的人出来掌权,把国家的事办好,人们的利益才有保障。出于这种心理,拥立赵匡胤为帝,也是合乎大多数人的愿望的。但碍于儒家正统观念和皇权制度的习惯,不能直接称帝,所以才要运用谋略以达到这一目的。实际上,兵变和黄袍加身,已经近乎不顾皇权而自行拥立了,在兵变和黄袍加身之后,还是不符合规矩的,所以又有禅让,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有些人如范质等,虽然不能赞成赵匡胤的上台,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不符合正统观念的,但也能顺乎时势,没有进行更大的反抗,其他掌权的人,绝大多数都顺从了这一事变,少数人如韩通企图反抗,也被赵匡胤事先算计好而除掉,故这场不合乎正统观念的夺权行动能够顺利完成,而未遇到严重的障碍。这一切在赵匡胤的谋划中都已仔细而全面地考虑进去了,所以他们才能果断地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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