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韬略：赵匡胤称帝的必然与谋略

中国人历来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新的王朝成立以后，必然要把历史重写一遍。其目的有三：一是丑化前一代的帝王，说他们是如何如何昏庸无能或残暴腐败，诸如此类的罪状，必定写得无以复加，以证明他们的灭亡是罪有应得；二是美化新一代的帝王，说他们是如何如何的英明伟大或神圣仁德，诸如此类的美德，也必定写得无以复加，以证明他们的登基是理所应得；三是消灭一切不利于新一代帝王的证据或记载，不让人们了解新帝王的本来面目，而给人一种全新的政治形象，以便让臣民们对新帝王产生由衷的敬仰与崇拜。

宋代人对于他们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不例外。其实这种写史的活动，在新皇帝一上台就马上展开了。也就是说，新皇帝一上台，最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所以，改写史书是头等大事之一。如果了解这一情况，我们就会对赵匡胤的上台及所谓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内幕，以及当时的历史记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宋代以来的记载，都把赵匡胤的称帝说成被动与无奈，在我们后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粉饰。如果客观地看，赵匡胤处于那样一种时势之下，他要萌生取而代之的心情，也是完全可理解的，不必为此而不好意思，或为此而有某种罪恶感。但当时的人们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所以不能不在某种负罪感的压力下，运用谋略，展开夺权的活动。我们既然要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种种韬略，对于赵匡胤及其兄弟赵光义当年构思与实施的谋略，就不能简单地墨守宋代人的说法，而应剖析出其中的韬略意义来。

赵匡胤的称帝，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当时，这个历史的必然性，不能公开地进行，只有借助谋略的力量来实现。宋代人虽然通过改写史书，把这场借兵变以称帝的事件改头换面了许多，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经过改写过的历史记载中发现很多迹象。

在柴荣死后，虽然赵匡胤在人们心中有一定的威信或曰人望，但人们心里绝没有直接让他代替后周王朝的念头。后周王朝在郭威和柴荣两位皇帝的治理下，可以说已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比前几个王朝好得多的印象，虽然两位能干的皇帝都去世了，但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人们还是对柴荣的儿子怀有忠心，而不会产生找一个新皇帝以代替他的想法。这是赵匡胤在当时所面临的基本形势。但赵匡胤不想在一个幼小的皇帝手下为臣，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做皇帝，而且肯定会比这个小孩子干得更好。在五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稍有权力或能力的人有这种想法，都是不足为怪的。在郭威和柴荣在世的时候，赵匡胤当然只有隐忍不发，而到了此二人都不在的时候，像赵匡胤这样的人怎会再忍耐下去？

恐怕赵匡胤也明白人们不会直接接受一个篡权者的，所以他要用计谋让人们逐步地接受自己，承认自己，于是他就与赵光义等人共同策划了这场兵变立皇帝的行动。当然，他这一套也是向前人学习的，但他和他的助手们更善于总结经验，把这次兵变立皇帝的行动计划得天衣无缝，周密圆满。我们在回顾完他的全部行动之后，就可以看出他的全部计划是怎样的了。

如要采取兵变，首先要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在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就是皇宫内的禁军。但禁军的任务是保卫皇帝及皇族，平时根本无法调动或指挥他们，即便像赵匡胤这样的禁军统帅，也不能随便调动他们，所以赵匡胤就向当年的郭威学习，也搞一个假情报，非常容易地把禁军的指挥权抓到了自己的手里。大军在手，要干什么就方便多了。(www.xing528.com)

大军在手，还不一定能让兵士们进行哗变，更不能保证他们一旦哗变起来会拥护自己上台。为了保证这一个目的，赵氏兄弟及其朋友们，就大造舆论，把小皇帝说得根本靠不住，再把赵匡胤描绘成唯一能够取代小皇帝的人，再用所谓的“两个太阳”之类的天命神话来加强这些信念，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主少国疑”的局面。人们一旦感觉到现在的皇帝不可靠，于是就会盼望新的救世主出现，而赵匡胤则正好成为人们所企盼的对象。

为了保持赵匡胤良好的政治形象，他们的计划中又让赵匡胤始终处于被迫或无奈的地位，让人们觉得赵匡胤根本不是一个想抢班夺权的野心家。而所以能这样做，就在于赵匡胤有一个很能干的弟弟赵光义。一切不用赵匡胤出头露面，都有赵光义替他张罗，赵匡胤也就能够放心大胆地当一个毫无瑕疵的正面人物，从而既保证了夺权的成功，又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一点，是赵匡胤比他的前任都要高明之处。此后在兵变的过程中，赵匡胤的任务就是塑造完满形象，而赵光义的任务就是幕后指挥。当然全部的计划，必然是在赵匡胤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而具体的安排与操作，则非赵光义莫属。

宋代史官们极尽文笔之能事，为世人和后人塑造出一个非常仁厚的新皇帝形象，然而世人也有一句俗话，叫作：“知子莫若母。”最了解赵匡胤的，无过其母。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率军在外，其老母及其全部家眷都留在京城，兵变消息传到其家，赵匡胤的老母亲情不自禁，说出一句泄漏天机的话，被史家记录在案，她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如果单说“大志”，不一定就是夺取帝位，但与“今果然矣”联在一起说，此“大志”除了解释为称帝“为天子”，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由此可知，赵匡胤称帝“为天子”，是有高度自觉性的，而且是为其母亲一向了解的，不然她在那时就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既然如此，这次的兵变立皇帝，赵匡胤还能说一无所知吗？

还有一事，可为佐证。宋人的文集《甕牖闲评》记载，赵匡胤临出师北上之时，京城的官员们齐集皇宫内的芳林园为他送行，饮宴之中，翰林学士陶谷一定要向赵匡胤行致拜礼，说：“等北伐回来，就不能再这样无拘无束地喝酒了。”陶谷这样说，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赵匡胤再回到京城时，就不再是原来的官员了，陶谷等人与他的关系就要发生根本变化了。所以，对陶谷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清代毕沅编纂《续资治通鉴》时很是不满：你陶谷老兄，再怎样表忠心，也不应在这时就预泄其谋。陶谷的这句话及毕沅的“预泄其谋”四字，真是千古妙文，与赵匡胤老母的那句话同样，都是一语道破天机。后人都看得非常清楚，当年的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哪里是被迫无奈呢，没有事先的周密谋划安排，哪能如此顺利地一举登基。

以往人们只是从事理上推论，还没有找出当时的证据，现在我们可以说，赵匡胤老母亲与陶谷先生的两句话，无意中暴露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毕沅先生的“预泄其谋”，则告诉人们，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其母杜太后，也是有谋之人，她临死时曾对赵匡胤和赵光义说：“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所以能由赵匡胤夺得天下。”可知，当时赵匡胤一家人对形势是有深刻分析的，且善加利用，最终使赵匡胤的“大志”得以圆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