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若想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梦想，还需时势的配合。这一点也不用郭威担心，因为时势不断地为郭威提供良好的机会，使他实现梦想的路子越走越顺。
在四位顾命大臣中，其他三人都是文吏，只能处理政务，而不能统兵打仗，郭威则不仅具备从政能力，而且具备军事能力，可谓文武双全。这是他在素质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使他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奠定基础。
后汉王朝虽然建立，但它的力量却很弱小，一方面，它要承受北方契丹人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对内地的藩镇悍将做出反应。这两方面的压力，都只有靠郭威出马来对付。
刘承佑刚一上台，就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北方，有契丹的扰边，他们侵入到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而各地藩镇拥兵自守，不敢抗击。在内地，则有三员军事将领在陕西一带连兵叛乱，史称“三叛”。后汉小皇帝刘承佑不像父亲刘知远出身军旅而富于军事经验，面对辽兵的内侵与将领的反叛，竟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其他三个顾命大臣，对于这种事也一窍不通，只能让郭威处理难局。虽然这使郭威的军政权力大大增强，其他三人也无可奈何。
刘知远称帝时，各地的藩镇其实并不心服，只是慑于他的实力，不得不表示顺从。等刘知远一死，年幼无能的刘承佑上台，这些凭借军力称霸地方的节度使们就要兴风作浪了。当时在陕西地区的三个节度使联合反叛，他们是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和晋昌节度使赵思绾。刘承佑在史弘肇等人的策划下，连忙派出邻近的几名节度使率兵镇压，但这些人各怀私心，又无宏图大略，不能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增强自己的实力，只是按兵不动。这时，刘承佑只好请郭威亲自出马，指挥西征诸军，以平定反叛。
郭威明白，自己身怀异才平时无法施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充分表现，因此必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自己的丰碑。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他在出征前，拜访了五代时期著名的老臣冯道，听取他的意见。冯道告诉郭威：“郭将军要想此番出征成功，必须得到军队官兵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任凭你有多大本领也一事无成。在这个时代，军人们都是唯利是图的家伙，要想他们真心出力，必须让他们得到实际的好处。所以，你要不惜官、钱，对官兵广施恩惠，还要赏罚分明，有功就赏，有罪则罚。让人们看到努力的好处，与不努力的坏处。这样一来，军人们才会佩服你，听从你的指挥。”
郭威听了这番分析，心里就有了主意。史家记载他的做法是：“常接宾客，与大将宴语，即褒衣博带；或遇巡城垒，对阵敌，幅巾短衣，与众无殊。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效者，厚其赐与；微有伤痍者，亲为抚循。士无贤不肖，有所陈启，温颜以接，俾尽其情。人之过忤，未尝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效用。”
郭威的这些做法，十分周到，既与将军们搞好了关系，又与士兵们联络了感情，还让各种人才都有了效力的明主。因此，他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令行禁止，顺利实行战役部署，实现战略意图。郭威在理顺了内部的关系之后，就要来消灭叛敌了。他分析对手的情况，认为三叛既然以李守贞为首，若集中兵力打垮李守贞，其他二人就可不攻自破。如果先攻王景祟、赵思绾，则有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腹背受敌。因此，郭威采用“擒贼先擒王”的谋略，用主要兵力进攻三叛的首领李守贞。
而李守贞则错误地认为，自己曾是禁军的首领，在禁军将士中素有威望，况且禁军士兵向来骄纵，不满于后汉严苛法律，并不想真正为朝廷卖命。等到他们来到城下，只消他三言两语，一番劝诱，禁军将士就会倒戈，站到自己一边。可是他没有想到，禁军将士以前虽然也受过李守贞的恩惠，但现在已被郭威的恩惠所代替，而这正是当时军人的普通心理。所以就在李守贞做梦的时候，禁军将士不但不再记得李守贞的旧恩，反而个个奋勇争先，为郭威出力了。只见他们高举旗帜，猛敲战鼓，奔腾踊跃，向李守贞发起了全面进攻。这一切都大大出乎李守贞的意料，他一时慌了神，这就使他在与郭威的对阵中，首先失了一分。
其次，在如何攻击李守贞的问题上，郭威也显示出超人的智谋。在众将士用命、李守贞心慌意乱之际，郭威并不轻敌冒进，他对急于进攻的将士们说：“李守贞是前朝的老将，勇猛善战，好施恩惠，屡立战功。他所据守的城池面临黄河，城楼护墙完好坚固。他们倚靠城墙作战，而我们是从城下向上仰攻，如果贸然进攻，就会让士兵牺牲过大。勇气有盛有衰，进攻有缓有急，机遇有得有失，处事有先有后。不如暂且把他们团团围住，隔绝城内与外地的联系，而我们清洗兵器，放牧战马，安闲地享用朝廷送来的物品，养精蓄锐。等到城中粮食吃完，公家私人的财物用完，再去进攻他们，同时飞传檄文招降他们。到那时，他们就成了乌合之众，将士必然争相逃命，谁还会为李守贞卖命呢？”
郭威还分析了李守贞的心理，他说：“李守贞过去在后晋，畏惧高祖石敬瑭，虽有战功，也不敢放肆。现在他虽然归顺了后汉，但他心里认为后汉起自太原，事业功绩都还不显赫，故在内心深处轻视我们。这就是他之所以敢于反叛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要想制服他，必须以静制动，让他在我们的冷静面前，失去信心。”
郭威对李守贞的个性与心理完全摸透了，所以他能完全占据主动，使李守贞从狂妄一下子变成了瓮中之鳖，非常顺利地打败了李守贞，接着，又指挥其他部队消灭了另外两支叛军，让风雨飘摇人心不稳的后汉王朝松了一大口气。
顺利平定三叛之后，郭威得胜回朝，后汉皇帝刘承佑要对郭威升官加爵，赏赐大量金钱玉帛宝物等，郭威此时又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度与远见，他推辞了重赏，对刘承佑说：“我受命出征，费时一年，只攻下一座城，这算什么功劳！要说取得了一点胜利，也完全是凭借汉家的威灵。况且在我率兵在外的时候，朝内的将相守卫后方，关键时刻及时转运粮草，使我能专心作战。要说功劳，他们不也有一份吗？臣怎能把功劳都算作自己的呢？如果皇上要赏赐，还是分赏给大家吧！”在郭威的请求下，后汉皇帝对有关官员都加以赏赐，同时遍赏参战将士，将士们都非常高兴。郭威平定三叛而不居功，由此得到朝野内外的普遍称颂，这是志高心远的郭威深得人心的一种谋略。
平定三叛之后，郭威的声望大大提高，于是在如何处理北方辽兵压力的问题上，朝廷也只有让郭威担纲了。这一次的重大任命是让郭威担任邺都留守，主持河北军政，统率诸镇，抗击辽兵。朝臣出任外职，就存在是否继续担任朝职的问题。郭威既要掌握河北军政大权，又不愿放弃朝中的军政权力，为了既不失此，又得之于彼，郭威在出任之前做了一番工作，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www.xing528.com)
郭威深知其他三个顾命大臣之间的矛盾，表示愿意站在史弘肇、杨邠一派，与苏逢吉对抗。史、杨二人与苏的矛盾已深，此时又有了郭威的加盟，当然高兴，当即表示愿意在兼领枢密使的问题上为郭威说话。其实郭威所以能够一下子就让史、杨二人替自己说话，也是摸准了他们的心理。史、杨二人出身文吏，向来瞧不起儒生文臣，而只重视武将，认为天下就是靠这种人打下来的。况且郭威平定三叛，更加重了他在史、杨二人心中的地位。而史、杨二人与苏逢吉素来相互鄙视，只要郭威明确表示站在史、杨一边，史、杨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自己。现在郭威心中踏实多了，只要史弘肇、杨邠站在自己一边，当在皇帝面前讨论此事时，四个顾命大臣里至少有两位为自己说话。就算苏逢吉反对，也只有一票。
一切都在郭威的算计之中。苏逢吉担心郭威的权力过强，便在刘承佑面前极力反对郭威兼拥朝内朝外的双重军政大权。他对刘承佑说，凡是大臣出调外任，从无兼任枢密使的先例，所以应该在郭威出任邺都留守的时候，免去其枢密使一职。这时，史弘肇就站出来为郭威说话了，他说：“苏逢吉的说法，只适用于平时。现在形势不同，就应该灵活处理，不可呆板。现在的形势是河北处于岌岌可危之时，郭威前去是要平定局势，所以他兼领枢密使才可便宜从事，使诸军畏服，号令才可通行无阻。若不让他兼领枢密使一职，就与诸镇节度使地位相等，又如何能指挥他们，统一用兵？”
苏逢吉还是不同意，他反驳说：“以朝廷控制外地，这才是正理。若按史弘肇的搞法，岂不是以外地控制朝廷了吗？这可对朝廷不利！”杨邠也赞同史弘肇，于是苏逢吉成了少数，刘承佑也搞不清楚其中的奥妙，稀里糊涂就采纳了史弘肇等人的意见，让郭威出任邺都留守的同时兼任枢密使一职，此外还给他加上一个重要的职务，即担任天雄军的节度使。基本定局之后，郭威又让史弘肇在为刘承佑起草下达这一系列任命的诏书中，还特意加上一句：“河北诸州，凡事一禀郭节度。”这意味着黄河以北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郭威一人之手，也意味着郭威握有控制朝廷的实力了。郭威为实现梦想，心中更有了一分把握。事情到了这一步，如果直接取后汉而代之，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下，还是行不通的。郭威也明白这一点，他还需要等待更好的时势，让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如果后汉皇帝刘承佑及辅佐大臣史弘肇、杨邠是贤明之人，能顺时应变，注意消除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安民治国，郭威再有潜力，也不可能贸然动作。可这些人根本不是治理天下的人物，而是自乱阵脚的家伙。
刘承佑虽然年轻，但他毕竟是皇帝，而史、杨二人，仗着是刘知远信任的顾命大臣，根本不把刘承佑放在眼里。另一个顾命大臣苏逢吉则为了打击史、杨二人，极力谄媚讨好刘承佑，可这样一来，就更令史、杨二人对他仇视。刘承佑明白史、杨二人的态度，心里当然不满，但碍于老臣的面子，也不好发作。然而史、杨二人太自不量力了，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刘承佑的不满，反而更加放肆。一次，当着刘承佑的面议事，刘承佑说：“这件事要好好地议一下，不要让别人说闲话。”可杨邠竟然说：“陛下不要作声，有我们在呢！”
刘承佑越发受不了，他与身边的亲信商议，在宫中埋伏了兵士，趁史、杨上朝的时候，把二人杀了，并尽灭其族。这样一来，苏逢吉就大权在握了。他还继续鼓动刘承佑杀郭威。于是刘承佑一面发布诏书，命令河南的节度使们到汴梁觐见，同时又派密使到河北去杀郭威。郭威此时不反也得反，但他不是公开反叛，而是以“清君侧，洗冤诬”为名，统率河北诸镇的兵力长驱南下，向汴梁进发。
刘承佑见状不妙，命河南各节度使们出兵攻击郭威，但他们都按兵不动，没有人响应。很快，郭威的大军来到汴梁城下，刘承佑打开皇家府库，重赏禁军士兵。可禁军士兵得了赏赐，出了城并不作战，反而一窝蜂地投降了郭威。郭威率军进入汴梁，纵军大掠。刘承佑被乱兵杀死，苏逢吉自杀，剩下的朝臣也都归顺了郭威，郭威实际已成最高的政治领袖。但在这种情况下，郭威还不能公然取代后汉，自己称帝。因为他出兵的理由是清君侧，而不是叛汉。于是，郭威请太后临朝听政，准备迎接刘知远的侄子武宁节度使刘赞继位。
正当刘赟走到半路时，地处北部边境的镇州、邢州向朝廷紧急报告，说契丹大兵入侵，形势严峻。太后只好派郭威率禁军北上，抗击辽兵。当郭威所率部队走到澶州，将士哗变，嚷嚷着：“天子必须由郭将军来做！我们已与刘氏结了仇怨，不可立他们为君！”还撕裂黄旗，披在郭威身上，然后一齐高呼“万岁”，声音震天动地，大军簇拥着郭威返回汴梁，而契丹入侵的事，再也没有人提了，可知那只是一个虚假的幌子而已。
郭威与大军回到汴梁，太后与朝臣们只好废黜了刘赞，用禅让的形式，让郭威当了皇帝，这就是五代时期的第四次兵变立皇帝。郭威所建的王朝，即五代的最后一代——后周，而郭威就是后周的太祖。自此，郭威的梦想实现，中国历史的面貌也将随之而改变了。郭威此次的兵变立皇帝，与后来赵匡胤的陈桥兵变立皇帝，简直可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并非什么士兵哗变，而是郭威、赵匡胤幕后指挥的结果。
郭威在位只有三年，无法实现统一天下、结束乱世的理想，但他已经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他的继承人是其养子柴荣，即后周的世宗。此二人的政治素质明显高于五代时期的其他皇帝，虽然由于年寿太短，而未能完全实现政治的改革与军事的统一，但从他们的作为来看，不愧是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明主，表现出政治上的深谋远虑。
郭威在位三年，柴荣在位也只有五年，死时年仅三十九岁。二人在位期间，面对疮痍满目、弊政丛生的破败局面，一方面保守疆土，一方面力事恢复，积蓄力量，稳步改革，几年时间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减免赋税，以苏民困，改革朝政，整饬纲纪，恭行节俭，惩治贪污，澄清吏治，对年老的大臣给予优待，让他们退位，同时选拔年轻的人才，主持政务。又抑制武人，提倡文治，对外则积极进行统一战争，对内则切实地整顿禁军，消除五代时期士兵哗变、军人乱政的弊病。
这一切的思路，都是为了结束唐代晚期以来的乱世局面，虽然天不假年，不能亲自完成，但也出现了异姓的继承人，即建立北宋王朝的赵氏兄弟——赵匡胤与赵光义。从表面上看，赵氏二兄弟，仍然采取了五代时期独特的兵变立皇帝的老办法，但他们成功之后的一系列措施，无一不是后周二帝的继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此四人的政治谋略，是一脉相承的，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从谋略的角度看，郭威和赵匡胤的两次兵变立皇帝，都比前三次更为成熟与周备，可以说是兵变立皇帝最为成熟的表现。这种成熟与周备，来源于他们较高的政治素质与人文素质。探讨历史上谋略之成败高下，谋略者的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他们借兵变当上皇帝之后的所作所为，充分反映了其高人一筹的主体素质，与前三次兵变的策划人相比，这种主体素质方面的优势更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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