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无疑是图像研究作为史学研究之外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自“视觉文化转向”以来，“图文”或“语图”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前沿话题，对此，国际国内学术界予以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显学。
2011年10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南京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学与形式”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届年会召开，来自海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200名专家参加。其中，围绕“语言与图像”重要议题，赵宪章、王宁、肖伟胜、邹广胜、包兆会、赵勇、陆涛等学者从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相互模仿、语图转向、文学与图像关系、视觉文化和图像文化区别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还以汉赋、汉画像和《红楼梦》小说插图以及影视改编等实例进行了个案分析。次年10月，由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文学与图像”学术研讨会举行，来自各地的100余名学者提交了近百篇论文，再次围绕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基本理论、中外文论史与美学史上的相关问题研究、中外文学史与艺术史上的相关个案研究、大众文化与图像问题研究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探讨。2017年8月，为顺应读图时代学术研究新趋势，开辟古代小说研究新领域，探寻古代小说研究新方法、新观点，进一步拓展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由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广东省中国小说研究会共同协办的“读图时代的中国古代小说创新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重点围绕“古代小说插图与文本”这一议题展开了讨论，探讨了明清小说插图与文本的关系这一重要研究课题，与会学者不仅对小说插图本身的风格形式进行了分析，还就插图与小说的图文关系、小说插图的叙事以及批评功能进行了探讨。连续数次重要的学术会议无疑提高了学界对“图像”研究的关注度，该话题成为高校、国际国内科研学术会议以及研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在现状分析、理论研究、阶段研究、个案研究上取得重大进步，其蓬勃发展的势头可见一斑。
近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围绕图文关系展开争论。比如对于小说插图研究中存在的“从属性”与“独立性”问题，有人指出插图并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所谓“插图”，是指文学文本载体内以作品内容为蓝本创作的图画插页，内容和载体都以文学作品为依存基础，离开文学作品这一“原作”，就无所谓“插”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而插图的独立性是相对于文学作品而存在的，插图从属于文学文本[12]；也有人认为图像或插图具有独立意义，因为图像是区别于语言的另外一种媒介，且不用分享语言理性的思维特性，甚至在叙事、批评、审美、传播等方面具有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功能，拥有自身独特的文本属性和话语权利[13]；还有人认为插图与文字的地位相互平等，价值没有高低之分，两者之间既有差异，也有联系，既相互模仿而具有互文性，也存在解构篡改而具有背离感，插图与文字两者应当“平等对话”[14]。但无论如何，在对图文关系的认知过程中，插图从从属于文学的地位，逐渐被抬升到了与文学等而视之的地位，因插图特有的媒介传播、符号能指以及批评诠释功能而具有文学文字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
有鉴于当下学界对文学遭遇“图像时代”这一突出问题的关切，以及一些学者对语言和图像关系争论不休的现状。赵宪章呼吁作深入的学理分析，而不是止于情绪化的表达和表态，并从学理上指出语图之间存在“一体”“分体”与“合体”三大历史体态，与之对应的是“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三大特点。[15]特别通过对“语象”和“图像”间“统觉共享”特性的阐释，为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搭设了新平台。龙迪勇也跃出图文地位优劣的价值判断层面，从更具深度的理论层面对图文关系进行具体分析，认为从符号属性来看，图像与文字实质上是各不相同两类媒介，因而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但在叙事活动中，两者在内容和形式层面又存在互仿的密切关系。[16]吴昊、吕复娟则借用了语言学的“语境”功能理论，从微观研究视域和方法上探讨“互文语境”在文学与图像研究方面的合法性与功能性问题。[17]
还有一些学者将语图关系的理论直接应用到文学插图研究实践之中，对具体个案进行研究让理论深植于厚实土壤，让理论“骨架”有了灵动的生命气息。有研究者提出，“古典文学插图的文本属性决定了对其研究的核心应该是从图文关系的角度对图像理论加以建构和图像。”[18]实际上，近年出版的几部古典文学插图研究正是践行的这一路子。比如乔光辉教授以陈洪绶《水浒叶子》等大量明清小说戏曲插图为例，对其中文本意义增殖、插图与文本主题关系进行了梳理。[19]陈骁博士以清代小说《红楼梦》图像为对象进行了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在叙事（展现故事）上互相转化的问题”[20]进行了探讨，主要考察了图像如何再现文字以及插图与文本如何共处、转换和相互作用。(www.xing528.com)
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另一个范畴则是对插图本体进行研究，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推进，这一范畴的研究已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学界不少人士认为，在图文并存的版本中，插图与文字一样具有文本属性。让插图从依附于文学文本的附属性地位独立出来，从图像结构、主题、叙事、风格等方面着手研究，发掘插图在文本再现中独有的艺术特征和文学表现力，彰显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运用叙事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等进行插图文本本身的审美分析是此种研究的主要特征。从叙事角度来看，小说插图的图像叙事功能主要体现为对某个情节的“最有包孕性的顷刻”的把握，把这个“顷刻”通过时空转化的方式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形成图像叙事。比如乔光辉教授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中借鉴古典形神论与互文性理论研究插图，提出化时间叙事为空间叙事的四种模式，并在具体事例研究中对师俭堂《六合同春》和建本《西游记》的艺术表达进行了具体解读，并就“剪灯二种”插图本以及《镜花缘》插图进行了剖析。[21]陆涛受龙迪勇图像叙事理论中单一场景、纲要式、循环式三模式启发，提出小说插图单情节叙述和多情节叙述两种叙事模式。[22]张伟在明清江南坊刻小说插图研究中，认为江南坊刻小说插图从表意范式转换为叙事模式，使文学空间的意义生成得到强化，既突出了“预叙”功能，又彰显了“溢出”效应，文本、插图与评点在叙事上相互“共谋”，构建了多维合一特殊形态。[23]颜彦从空间叙事角度对《水浒传》插图中“酒肆”空间进行研究，探索和确认图像空间叙事的多种表现方式和意义。[24]还以明清小说插图为研究对象，总结小说插图时空呈现的形式技巧，归纳出“一时一地、同时异地、同地异时、异时异地”[25]四种时空表现的构成类型。
对图像形式和风格的分析应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内部研究”，相对于对图像社会性的探究这一“外部研究”，更能将图像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彰显出来。如陆庆龙、邰杰从园林图像版刻制作的角度，在设计学视野下分析了造园制图的程式化中园林图像凝聚的类“摄影术”、类“图谱式”、类“精致化”三个层面形式美。[26]袁行霈先生通过对明人杜堇、陆治、项圣谟等所作“诗意画”，以及对《唐诗五言画谱》《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等明代版画插图的表现方式与艺术风格进行细致分析，指出诗画有别，两者属于不同类型的艺术形式。[27]孙晓娜以《红楼梦》绣像插图文本为对象，诠释了其中蕴含的艺术辩证法，剖析了绘制者运用辩证布局的艺术表达方式，对绣像插图的创作思路和文本进行了解读。[28]概言之，图像的文本即风格形式研究更能使我们进入图像的“内部”，不过其局限性也在于此，对于图像形式风格的分析，切近于图像学家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前图像志，也即其所反对的沃尔夫林风格学方法，主要关注图像的形式结构，切断了图像与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关联，因此，往往失之于宏观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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