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图像学（iconology）与图像志（iconography）作为美术史、艺术史、设计史、出版史的研究方法一直是传统图像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图像学研究也是国内艺术理论界近年来着力较多的一个领域。首力点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对图像本身的历时性考察，观照文图关系和图像特征。如李彦峰博士通过对中国美术史中语言和绘画图像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提出中国绘画史上语图之间主要存在语图一体、语图分体、语图合体三种关系形态，在语图关系演进的历时性考察中，对语图关系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观照、总结和研究。[2]颜彦博士“采用以点穿线的方法，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辨析勾连起整个插图的发展历程，力图通过每个环节的立体建构进而凸显小说插图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特征”；[3]二是以出版史视角透视图像制作方式的演变。如陈骁博士通过对清代《红楼梦》图像传播方式流变的考察，探讨了小说插图发展与图书出版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对世俗生活与伤感文化、红楼仕女图源流与文人画家的生活、西洋风与民间画家等方面进行考察，探讨了《红楼梦》集体性视觉形象集群的生成。[4]田建平从出版史的角度，对宋代雕版书籍设计理念、雕版印刷基本形制深入研究，指出先进的编辑版面语言及其书籍体例使宋代书籍插图应用更加普遍，从而增加了宋版书籍的形式美感。[5]张青飞通过对明刊戏曲插图本发展历程的考察，发现插图本中插图在位置、形制、内容、功能等方面发生着演变；[6]三是从设计史角度探讨图像与门类艺术的关系。如邰杰基于明清园林艺术史之“图像园林史”或“园林图像史”的历史经验意义，以明清戏曲小说版刻插图的园林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建构园林设计和园林古迹保护传承方法论。[7]对于图像的历史研究，英国彼得·伯克指出：“图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证词一样，也是历史证据的一种重要形式。”[8]国内有研究者认为视觉图像资料在当代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并就如何把图像资料作为更全面地还原历史情境的方法进行了探讨。[9]事实上，图像学作为史学方法在国内应用最为成熟，虽然“以图证史”被认为是传统的研究手段，但我国拥有历史留存下来的数量极为可观的图像资源“富矿”，图像学在此领域仍然有挖掘的潜力。
图像的历史研究既为国内图像研究沉淀了学术沃土，也为国内其他类型的图像研究找到了突破口，并借以打开了局面。早在数年前，就有学者注意到，“国内的‘图像’研究在21世纪的头10年中有一个骤然升温的情形”。[10]研究指出，2000年是图像研究的分水岭，之前该领域较少有人关注，之后逐渐走热，并于2007年前后达到一个小高峰。[11]日前，笔者以“图像”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哲学与人文科学”范围内进行初级检索，据粗略统计，在经过一段沉潜反思期后，从2012年开始，有关“图象”的文献总量猛增，呈现大放异彩的景象，图像研究可谓方兴未艾。自2010年至2017年，其文献量历年变化情况如图1：
图1 以“图像”为检索词的文献量历年变化情况（检索时间：2018年2月）
而以与“图像”切近的“插图”为主题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NKI）“哲学与人文科学”范围内进行初级检索后发现，从2010年至2017年，其文献量亦达1418篇之多。同时，从“图像”研究的立项情况来看，通过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里以“图像、插图”为关键词查询可见，数据库里共有65项相关立项项目，其中1999年至2009年的10余年间仅8项，2010年至2016年则达57项，近7年的立项量是21世纪前10余年的7倍之多，按年分别为3、6、7、11、6、12、12项，基本呈逐年递增态势。从数据库查询可知，学界围绕“图像”研究申请课题主要涉及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哲学、宗教学、艺术学、体育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等学科，图像研究从2010年开始逐渐走热，近几年更是势头不减，业已走向了深层次。(www.xing528.com)
如果将“论文”的发表喻为“散兵突击”，相关著作的出版则似“兵团作战”。笔者通过“标准书目网”查询统计，2010年以来，“图像”相关的著作共出版了290余种，研究内容已从美术史逐渐扩展到哲学、美学、文化研究、文艺理论等方面：首先，有立足美术史，以图证史的，如《佛像、图像与遗产：美术考古与大足学研究》（秦臻）、《〈韩熙载夜宴图〉图像志考》（邢千里）、《汉代神灵图像考述》（张朋川）、《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陈平原、夏晓虹）、《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陈长虹）、《北朝—隋时期敦煌法华图像研究》（张元林）、《中国美术考古学的风格谱系研究：以中古时期平面图像为中心》（李杰）、《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沈语冰）、《遗址与图像》（巫鸿、郭伟其）、《图像与仪式：中国古代宗教史与艺术史的融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其次，是立足文学、艺术理论的，如《文学与图像》（赵宪章，主编）、《空间叙事学》（龙迪勇）、《此在的图像：传统话语与当代艺术》（彭肜）、《音乐图像学的文化学阐释》（李丽芳、郝朴宁）、《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舞蹈图像研究》（王玲）、《图像：主题与构成》（韩丛耀）、《明清杨家将文学与图像的接受史研究》（付爱民）等；亦有立足哲学、美学理论的，如《图像暨影像哲学研究》（尚杰）、《图像与本质：胡塞尔图像意识现象学辨证》（耿涛）、《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肖伟胜）、《马格利特：图像的哲学》（刘云卿）、《图像与存在》（李鸿祥）、《存在与图像》（孟剑东）等；还有立足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如《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丁宁）、《图像文化人类学》（吴秋林）、《图像与观看》（谢宏声）、《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曾越）、《科学图像传播》（王国燕）、《视觉的愉悦与挑战：艺术传播与图像研究》（段炼）、《新闻图像在现代传播中的作用研究》（宁海林）、《图像传播引论》（范文霈）、《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图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图像化审美与传播互动研究》（赵晓芳）等。此外，还有新近翻译的国外著作，如《图像与眼睛：图画再现心理学的再研究》（E.H.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汤姆·米歇尔，著；陈永国，译）、《在图像面前》（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著；陈元，译）、《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柯律格，著；黄晓鹃，译）、《图像的肉身：在绘画与电影之间》（莫罗·卡波内，著；曲晓蕊，译）、《图像何求：形象等生命与爱》（W.J.T.米歇尔，著；陈永国，译）、《摇曳的图像》（霍斯特·布雷德坎普，著；贺华，译）等。以及还有一些借用图像概念，使其内涵和外延都得以扩展的，如《不断延伸的思想图像：塞缪尔·贝克特的美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指思想脉络、形态）、《中国历代孔子图像演变研究》（指人物造像、形象）、《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指事件呈现出的面貌、特征）等。从出版的著作可知，与图像有关的研究已渗透到各个人文学科，在深度和广度上已成一定气候，成果丰硕可观。
总的来说，当前图像研究主要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图像研究的队伍更庞大，研究机构和团体更重视。图像研究不仅吸引了各个研究者关注和参与，还成为高校、科研院所重点研究领域。国内重要的研究“阵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南京大学文学院和艺术学院、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的相关研究部门等，并以“图像”为专题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金惠敏、高建平、周宪、赵宪章、陶东风、金元浦、吴琼、王逢振、顾铮、孟建、韩从耀、范景中、曹意强、乔光辉、龙迪勇等一批学者，都是较早关注视觉文化和图像研究并成果卓然的研究者。近年来，继之而起的青年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关于图像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大量增加，不难看出，图像研究已经从译介和推广普及阶段步入了浪潮滚滚的“深水区”；二是学理性探究更加深入，跨学科研究更加广泛。国内人文学科中涉及“图像”的研究，虽然仍以传统美术史、艺术史、文化史为主，但在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深度介入下，以图像与文字之争、文学性和图像叙事为主要范畴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为之注入强大活力。同时，哲学、美学中的图像研究从存在论角度发思，或著或论，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拓展和视觉文化的转向，图像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逐渐耦合，其跨学科和前沿性使其成为图像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三是建构学科体系的意识更强烈，探索本土化出路的意向更加明确。随着图像热的骤然升温，图像学研究的肆意蔓延也引起了学界的担忧，确立明确规范的学科乃至建立适合本国本土的学科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因而一些学者已旗帜鲜明地提出建构“文学图像论”、明清小说插图学研究体系等，并已初见成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