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绘影·画理　岭南地区书学综述

丁　政^[1]

摘　要：岭南地区的书法，一般都公认是自陈献章时代始。最近的研究表明，岭南早期的书迹不仅有比白玉蟾更早的名人墨迹传世，更有东汉时期陶提筒上的隶书。本文拟将岭南书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仅着眼于籍贯在此的书家，也兼顾活动于这一地域的书家，以期岭南书法引起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关键词：岭南；区域书法研究；陈献章；书法史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它既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有着自身独有的特色。岭南地区的书法与中原和江左相比，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应地也显示出一些地域的特点。将岭南地区的书法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的课题尚未引起书法界的重视，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岭南书法予以了一定的关注，但着眼点往往只集中在少数名家身上，很少有将岭南书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另一方面，仅有的少数研究者，其研究的兴趣也主要在书家的创作上，比较而言，关于岭南地区的书学理论和书学研究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被忽视了。事实上，岭南历代书家，不但精于临池挥洒，有关书法的研究也是成就斐然，大有理论上的建树，应该引起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岭南地区的书法，普遍受到书学界的关注，一般都公认是自陈献章时代始。关于岭南地区的书法研究，现在也大致只能追溯到陈献章那里。最近的研究表明，岭南早期的书迹不仅有比白玉蟾更早的名人墨迹传世，更有东汉时期陶提筒上的隶书，只是由于地气的潮湿，纸、绢、简、牍保存的不易，才造成了早期书迹稀缺的遗憾。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陈献章之前，岭南书家也应该有关于书法的论述，只不过由于载籍的缺乏，我们目前尚无从知道，须待今后的发现。

关于区域书法研究，本身尚有许多问题有待探索。书学界惯常的做法，是将研究的对象局限于籍贯属于某一地域的书家，而不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活动于这一地域的书家，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免带来诸多的不便。就岭南地区的书家而言，像康有为、李文田，他们的影响本不限于广东，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而像苏东坡、米芾、阮元、翁方纲、伊秉绶、黄牧甫等，他们虽非粤籍，但就对岭南书法的影响而言，却也不在诸多著名的粤籍书家之下。如果不仅仅限于书家的籍贯，岭南地区的书学研究自然应该追溯到比陈献章更早的朝代。由于古今的差异，本文涉及的对象，在清代以前则主要限于粤籍的书家，而民国至当代，则包括活动在广东的非粤籍书家，这样处理大致不会过于偏颇。

早于白玉蟾的刘昉，在一件书法作品中留下了他的题跋，虽然并非对书法的论述，但既然是为书法作品作题跋，想必刘昉对书法也一定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他的见解被记录并保存下来，自然应该就是书论了。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有关岭南的书法理论我们目前还只能从明代谈起。在陈献章的时代，岭南书家对书法的见解，大多只散见于他们的诗文题跋之中，虽然没有系统、专门的著述，但足以说明岭南书家在书法创作的同时，对有关书法的各种问题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作为哲学家的陈献章，对书法的理解就非比寻常，从境界上对书法进行了体认，他一再在诗文中说，“草圣留情累十春，熙熙穆穆果何人”“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认为书法应该表现光明广大、和敬静美的精神境界。陈献章对其书法主张也有过阐述，他说：“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多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在这一段话中，陈献章不仅对书法创作中的动与静、留与放、刚与柔、法与意、形与势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强调了书法的终极目的，他还以理学家的眼光，从哲学的高度来观照书法，充满了期证的思想，而同时又不失书家论书的本色，难能可贵。

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也有着与乃师颇为一致的书法见解。他在《跋周氏家藏先师石翁初年墨迹后》评价陈献章的书法说：“晚年造诣自然，曰‘熙熙穆穆’，则超圣入神，”显示了他对陈献章提出的书法最高境界“熙熙穆穆”的认同，他还在评论陈献章《观自作茅龙笔书》一文中说：“神，谓之心神，即志也。志者，气之帅，故神往则气随而往。神气相得，氤氲太和，如初沐之时，此先生作草书以寓学也。如明道作字时甚敬，此即是学之意，于是又言文字皆是道之所寓，若圣贤一切绝去文字，则何由见此道理？故云：‘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圣人之道或几乎熄矣。’又言：‘氤氲若初沐者，乃古人调性之学，所以有熙熙而光明，穆穆而和敬者。然此我之所耻独能者，故茅锋万茎皆秃也。能书非先生所独，而书中之学，氤氲熙穆者，则先生之所独，人莫能之，所以耻也。’”湛若水在这里不仅表述了自己的书学主张，对陈献章的书学思想也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陈、湛二氏以外，我们还可以见到一些零星的书论，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有对陈献章、湛若水、黎民表、邝露、周一士等书家书作的评论；廖燕在《二十七松草堂文集》中，有对释氏今壁书法的评论；胡方在《鸿桷堂诗集》中，有对陈献章书法的评论；陈恭尹在《独漉堂集》中，有对胡季美书法的评论等。虽然这些评论只是吉光片羽，且大都是针对书家书作而发的，但也弥足珍贵。值得注意的是，屈大均在《草书歌赠蓝公漪》一诗中，叙述了草书的源流并对历代草书名家进行了评陟，显示了他对书史的关注，而陈恭尹强调书法为“小物”，也体现了他的书法观，这些皆可视作岭南书学研究的先声。

明末清初，岭南书法曾形成了历史上的一个高潮，但在书法理论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著作传世，值得注意的是释道忞弘觉禅师，《北游集》中载有道忞在顺治面前答帝问：“先老和尚与雪峤大师书法孰优？”忞曰：“先师学力既到，天分不如。雪大师天资极高，学力稍缺，故雪师少结构，先师乏生动，互有短长也。”先师尝语忞曰：“老僧半生务作运个生硬手腕。东涂西抹，有什么好，亏我胆大耳。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书也。挥毫时，若不胆大，则心手不能相忘，到底缺于圆活。”从这段对话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书论的影响。

清代的乾隆年间，岭南帖学名家陈昌齐撰有《临池琐语》，篇幅虽不大，但皆陈氏学书独得之见。乾嘉年间，另一位帖学名家谢兰生撰有《书诀》，计有札记20余则，分为“书法”和“用墨法”两部分，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

潘存作为重要的岭南碑派书家，著有《楷法溯源》14卷。同治二年（1863），他在北京与著名书家杨守敬结识，并指导其研究金石之学。据杨守敬记载：“是书经始光绪二年（1876）四月，成于光绪三年（1877）七月，即以七月开雕。”该书仿翟云升《隶篇》体例，故又名《今隶篇》，收录汉至五代的楷书于一编，按《说文》部首编排，共采古碑碣、砖文、造像646种，集帖82种，每字均依原碑之大小，双钧摹录，并注明出处，详加考证，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碑学名家李文田，他在光绪十五年（1889）为端方所藏的《兰亭》写了一篇重要的跋文，彻底否定了《兰亭》为王羲之所书的传统说法，指出《兰亭》石刻的三大疑点。他的结论及论证方法，我们今天虽未必完全赞同，但他大胆的疑古精神、独特的见识，实令人钦佩。李氏开近现代非议《兰亭》的先声，其余波至今未息。

更需大书特书的是康有为，他在1888年至1889年之间，撰写了一部饮誉书林的书学名著《广艺舟双楫》，该书又名《书镜》，始作于北京，成书于广东。康氏继阮元、包世臣之后，大力提倡北碑，尊碑抑帖，该书体现了他求新变法的书学观。康氏著《广艺舟双楫》，主观上或另有目的，尊碑抑帖抑或是一时之举，以今观之，我们对其主张需要辩证地看待，但若就其对近现代书法的影响而言，恐怕还没有哪一部著作可以与之抗衡。

与书学研究相比，岭南地区的印章篆刻研究，往往更易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这方面也不乏代表人物和著述。黄子高著有《续三十五举》1卷，是一部颇为难得的篆书入门书籍，陈澧的《摹印述》更是一部重要的印学论著。此外，尚有何楫的《嘉显堂图书会要》、刘绍藜的《印文辑略》、郄樟的《印章准则家数》和黄钥的《鱼门论印》等印学论著的不断面世。(www.xing528.com)

谈到清代岭南的书学研究，自然不能不谈及岭南的金石书法著录。由于清代岭南收藏鉴赏之风颇盛，故对于金石书法的著录、题跋、考据，也着力尤多。这方面较著者有：谢兰生的《常惺惺斋书画题跋》2卷，潘正炜的《听帆楼书画记》5卷，吴荣光的《辛丑销夏记》5卷，梁廷楠的《藤花亭书画跋》4卷，孔广镛、孔广陶的《岳雪楼书画录》5卷。这些著录为后世从事书法鉴定和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吴荣光的《辛丑销夏记》，以其“收藏之真，考订之雅”，更是今天从事古书画鉴定工作者须臾不可离的重要文献。

降及民国，岭南书法又形成了另一个高峰，这不仅表现在书家辈出上，也体现在书学研究上，并初步形成了岭南书法研究的地域特色。

梁启超作为一代学术宗师，书法不过余事，但他撰写了不少有关书法的论述，如在《饮冰室合集》中，就保存有梁氏150余件碑帖的题跋，或鉴赏，或考证，多能切中肯綮。叶恭绰在《矩园余墨》《遐庵谈艺录》《遐庵清秘录》等著作中，也有大量的书法议论，颇多真知灼见。此外如潘飞声、颜世清、汪兆镛、张学华、简又文等，皆富收藏、精鉴赏，在他们的有关书信、题跋中，亦常有关于书法的见解，对研究和鉴定岭南书法，也很有参考价值。

民国时期的岭南书家，往往也是学者，故每有专门的书学著述行世。王薳著有《章草例》，是一部对研究章草颇有价值的著作。罗惇著有《书法论略》，要言不烦，极便初学。麦华三是岭南颇有影响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早年编有《古今书法汇通》，曾于抗战前夕出版，后来出版的《岭南书法丛谭》，首次集中评陟岭南古代书家书作，被视为近代系统研究岭南书法的开山之作，此外，他还撰有《书法源流》《艺舟书影》和《汉晋木简对书史之贡献》等。容庚和商承祚，无论是在古文字学界还是在书法界，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容庚先生曾计划纂辑大型字书《殷周秦汉文字》，其所编纂的《金文编》初版于1925年，后一再增补，为研究古文字学及金文书法重要的工具书。此外，他还有《金文续编》《秦汉金文录》《中国文字学形篇》《鸟书考》《鸟书考补正》《鸟书三考》《颂斋书画录》《伏庐书画录》以及后来撰写的《飞白考》《颂斋书画小记》《淳化秘阁法帖考》《澄清堂帖考》《丛帖目》等，都是中国书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商承祚先生于1923年出版了《殷虚文字类编》，是最早的甲骨文字典，此外，还出版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说文中之古文字考》《石刻篆文编》以及与黄华合编之《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皆有功于书法篆刻研究。女学者冼玉清先生著有《广东丛帖叙录》，为专述粤人所刻丛帖的著作，冼先生致力于乡邦文献研究，还撰有不少书法篆刻论著，如《粤东印谱考》《广东丛帖考》《广东平倭纪功碑》《小子狂简黎二樵》《十二石斋》等。蔡守、谈月色夫妇编著有《广东城砖录》，对岭南城砖、陶文进行了专题研究。李蟠在1940年撰写了《楚庭书风》长文，后于1943年改名为《岭南书风》出版，早于麦华三之《岭南书法丛谭》，该书为56首论书绝句，每首下有详细笺释，不仅品评允当，在形式上亦别开生面。简经纶曾在《华侨日报》上发表《琴斋论书》一文，言简意赅，十分精当。海南文昌的祝嘉先生，在书学研究上，更是著述甚丰，其《书学史》《书学格言》《愚庵书碑话合刊》，在书法界皆享有盛名，影响至为深广。此外，如马小进、黄咏雩、李健儿、李履庵等人，对岭南的金石书法及书家进行个案研究，倡导一种扎实的学风，对现当代岭南书学研究，也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民国时期岭南的书学研究，不仅仅体现在理论著述上，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编纂上，也有着十分突出的成绩。20世纪40年代，叶恭绰等人在香港地区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并出版印行《广东文物》三大册，是书不仅将人们平素难得一见的岭南书迹影印出来，还收录了多篇有关广东金石书法的专论，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堪称鸿篇巨构，至今仍是研究岭南书学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而邓实与黄宾虹一道合编的大型《美术丛书》，历时近40年，终于在1947年成书，其中收录有书法类论著五六十种，多为书学研究者平素颇难觅的单卷小品，极有价值。岭南地区的书学研究，一直有着注重文献资料的优良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影响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后，岭南书法研究虽然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不少影响，但不绝如缕，自19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以来，仍有不少书学理论著作问世。祝嘉先生在这一时期著有《书学》《书学简史》《书学新论》《艺舟双楫疏证》《广艺舟双楫疏证》《书学论集》等；李天马先生早年著有《楷书笔法图》《行书笔法图》，曾油印为讲课教材，所著《楷书、行书的技法》为其教学经验的总结，金针度人，厥功其伟，其《张氏法帖辩伪》《余氏书录辩伪》更是其研究张伯英《法帖提要》及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的心得结晶。此外，他还撰写了《〈定武兰亭〉的研究》《米芾论书》等大量书学论文。

这一时期，在香港地区也有不少书法理论著述。马国权先生发表了《居延汉简的价值》《伊墨卿之书艺》《赵叔孺的篆刻》《康有为书学试评》《广东印坛三百年》《明清印派述评》《草书著作述评》等重要论文，并有《书谱译注》《元刻草诀百韵歌笺注》《广东印人传》《广东印学知见录》等专著问世，尤其是《广东印人传》及《广东印学知见录》，更是首次较为全面地研究广东印学发展史的著作。此外，简又文的《广东书画鉴藏记》、汪宗衍的《艺文从谈》《广东文物从谈》等，也是研究岭南书法不可多得的力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群众性书法热潮的高涨，岭南书学研究又出现了新的繁荣局面。由于教学的需要，一大批普及性的书法著作相继问世，如张桂光的《书法教程》、曾景充的《行书要法》《五体临池指要》、梁鼎光的《浅谈书法》《小楷书法》《书法创作》、欧广勇的《中国历代书艺概览》等，这些著作虽不是高深的理论，但不乏精辟的见解，对培养书法人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真正代表这一时期岭南书学研究成果的著作，是中山大学教授、著名书家陈永正先生撰写的《岭南书法史》，它不仅是岭南地区的第一本书法通史，也是地域书法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创了岭南书学研究的新纪元。该书于1994年出版后，即在书法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今仍被研究岭南书法者奉为圭臬。同年出版的李公明教授之《广东美术史》，也有大量的篇幅论及岭南书法，将书法纳入整个美术视野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2001年，朱万章先生将其历年撰写的关于岭南金石书法的单篇论文结集出版，名曰《岭南金石书法论丛》，是为第一本研究岭南书法的论文集。这些论著的出版，既是近一二十年岭南书学研究成果的体现，同时也为岭南书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岭南书学研究，素有重视收集文献资料的优良传统。集中展示岭南地区的书法作品、印行图录，既是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材料的举措，同时也是研究工作深入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岭南地区先后举办了“明清广东书法展”“广东历代名家书法展”“苏六朋苏仁山书画展”“黎简谢兰书画展”“岭南书家与明清书法展”“墙里墙外岭南学者书法展”等，最近由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共展出20余家博物馆、艺术馆及50余位私人藏家所收藏的自秦汉至近现代近800件岭南书法作品，将岭南地区的书法展览推向了高潮。诚观历次展览，事实上都带有研究性质。与此相应的是区域性书法图录的出版及研究，如《顺德历代士林书画集》《番禺籍历代书画作品集》《南海籍历代书画家作品选》《中山馆藏香山籍书画作品集》《东莞历代书画选》《顺德书画人物录》《潮汕历代书画录·潮州卷》以及“广东历代书法展览丛书”（《广东历代书法展览精品集》《广东历代书法图录》《南越陶文录》《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岭南书学研究论文集》《中国历代书法碑林碑帖集》）等的相继出版，既是当代岭南书学研究的成果，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岭南书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实令人倍感欣慰。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出版社、广东省博物馆和澳门书法家协会在澳门和广州曾举办以“岭南书家与明清法书”为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参与人数众多，涵盖面也较广，但与会者的论文中真正直接涉及岭南书法的为数并不多。紧接着广州举行了“康有为书法国际研讨会”，由于康氏在书法上的特殊影响，参与人数相应增多，但涉及面仍然较窄。2001年由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岭南书学研讨会”，与会者只限于广东省书协中长于理论研究的会员，进步当然是明显的，却总不免存在着诸多的遗憾。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为配合“广东历代书法展览”而举行的“岭南书学学术研讨会”，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收集到来自粤、港、澳及其他十多个省市的数十篇高质量的论文，无论是从研究范围还是从题材、内容及学者构成而言，都是前所未见的。对岭南书学的研究，已不再只是少数岭南学者的事，而是引起了广大书法研究者的普遍兴趣，在北京举行的“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座谈会上，非粤籍的专家学者就岭南书法纷纷踊跃发言，最能说明问题。

岭南书学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可喜的局面，涌现了一批致力于岭南书学研究的专家，他们之中，既有像陈水正这样的粤籍专家，也有像林亚杰、朱万章等长期工作在广东的非粤籍学者，还有像施安昌等既非粤籍，也不是生活、工作于广东的研究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显示了岭南书学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的魅力。在岭南，从事书法理论研究的队伍正日益壮大，不少研究者都有着深厚的书学素养，其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并不仅局限于对岭南书法的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岭南的书学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注释】

[1]丁政，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负责人，主要从事书画篆刻及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