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与写实，并非中西艺术的观念分野。传统艺术有写实，西方绘画也有写意，只不过是绘画观念的区分而已。纵观中国近现代绘画史，康有为和陈独秀的观点，使西方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进入中国画，进而促使中国画进入了现代转型时期。作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写实主义绘画逐渐演变为20世纪中国画的主流形态。有学者指出：“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在写实主义手法和现实主义精神为中国画带来新的历史性转折的同时，它也鼓励了另一种倾向，即对民族文化的否定。”[10]写实主义带来了中国画对造型能力和表现现实的艺术热情，而对于中国文人画，写意传统与诗性精神被压制也是显而易见的。浙派人物画的重大贡献在于拓展了人物画的意笔空间，将文人画的意象传统重新纳入中国画的评价体系之中。浙派人物画的成就与潘天寿主导的东西方艺术“拉开距离”的观念以及重传统的美术教学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周昌谷直接秉承了潘天寿的艺术思想，将意象造型的方式与诗性意境的营造融入人物画的创作体系。
诗性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写意精神。中国画的诗性精神主要是通过笔墨与线条的造型功能，营构一种表现情感的意象形式。对于文人画来说，艺术家所有博学、精神、品格均融汇成诗意的性灵，构成中国画的灵魂，而技巧、题材、形式等因素则位居其次。因而，真情真性的表达比外在技巧更加重要，因为打动人、震撼人心的只有艺术家诗意性灵的直白。陈衡恪《文人画之价值》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11]周昌谷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他在自传中说：“其实对我来说，西洋的现代艺术和祖国的文人画二者对我影响是最深的。”所以“我觉得，要将自己读的书、读的诗、学的素描、水彩、国画、速写、旅行和一切修养都要综合起来，在自己的国画中表现出来”[12]。这种综合，使周昌谷的作品呈现出意写的特色，他的用笔灵动而潇洒，造型严谨而富有意象意味，用墨泼辣而层次分明，用色醒目明丽而对比丰富，构图虚实相应，而呈现的所有这些技法都是在“即兴”式的诗意创作中自然产生。纵观周昌谷的人物画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在他的画面中，洋溢着一种青春与活力。在当时黑、白、灰的时代背景之下，探索出人物画的一种新鲜感，让人耳目一新。因而周昌谷的人物画多选取南国少数民族少女为题材，鲜丽的着装、秀美的圆脸、乌黑的秀发，并配以鲜花绿树为背景，充分呈现出青春活动的自然之美，营造出一种原始的、纯洁的、朴素的、生动的、新鲜的诗性意境。文人画的核心在于写意与性情，体现出艺术家的真诚与生动，这才是中国画最可贵的品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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