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浙江有着“诗画意态”。浙江东朝海,北接湖,西靠山,中有钱塘水系,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素有“江南水乡”之美誉。浙东水乡佛国、浙西名山名水、浙南奇山丽水、浙北丝绸古镇,浙江的山水自然本身就有一种“意态之美”,同时也造就了浙江人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与浙派绘画的“意写精神”。早在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卷2《题伯玉画册》中说:“胜国时画道,独盛于越中。若赵吴兴、黄鹤山樵、吴仲圭、黄子久其尤卓然者至于今,乃有浙画之目。”[2]纵观浙派画风衍变,“意态之美”是一条主线。南宋杭州院画,不论是马远、夏圭,还是李嵩、梁楷,都融水墨于山水人物之中,以绘画的“一角”与“半边”衬托江南自然的意态,以有限的笔墨走向无限的自然意境,特别是以“西湖”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呈现出“湖中画”“画中湖”的诗意之美。元代浙江绘画,总体来说有一种禅意精神,浙江绘画开始完全转向山水自然与内心世界,这也是浙江为什么会成为文人画发源地的真正原因。元代四大家中,三人是浙江人,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墨法超脱,笔法简约,而意境深远。明代浙派,前有戴进,后有蓝瑛,中有徐渭,是一个大写意的历史时期。常人多以为戴进的画风属于宫廷绘画一路,用笔严谨而不越藩篱,其实并非如此,戴进完全继承了南宋四大家墨色苍润、奔放豪迈的画风流衍,其《风雨归舟图》正是这种意态画风的代表作。之后的徐渭将浙派绘画的“意写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大写意花卉,水墨酣畅,劲拔恢张,不求形式而求生韵,形成大气狂放的画风。蓝瑛则结合了院画娴熟的笔墨技巧与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形成了圆润纵逸、苍老雄奇的画风。此后,意态画风一直是浙江绘画的主调,清代浙派画家金农、赵之谦、蒲华、吴昌硕等均以独特的写意画风著称。近百年来,黄宾虹、潘天寿、王一亭、诸闻韵、吴茀之、诸乐三、唐云、陆抑非等都秉承了浙江绘画的“意写精神”,开创出一代画风。而以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人物画,不论是其美学创作思想、还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具有一种意态审美结构,拓展了意笔人物画的创作空间。
可以说,“意写精神”一直是浙江中国画的审美追求,无论是山水画还是人物画,都崇尚一种直抒胸臆、隽逸灵动的“意写”之美。这种“意写精神”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历史沉淀,已然成为浙江中国画传统的超稳定结构,不论时代风云变化,“意写精神”始终不变。“意写精神”首先是“意”,“意”有两个层面:一是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也即艺术家的主体精神;二是经过艺术家“物化自然”的客体之意,体现艺术家悟性与自然心性的合一。而“写”是一种方法,也即绘画技术。“意”在“写”前,“写”由“意”生。无“意”之“写”是制作,是匠人画;有“意”有“写”是文人画,因而文人画的核心在于“意”,浙派人物画的核心也在于“意”,而周昌谷国画艺术的核心也是“意”。(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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