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美术史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现实主义阶段

从笔者搜集到的相关画作来看，1949年到1973年为周昌谷绘画作品的现实主义阶段^[5]。这一阶段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文化艺术领域，全国上下一致遵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原则，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当时的很多画家都适时地改变了自己创作取向，将讴歌新时代、表现新事物作为权宜之计。例如1960年傅抱石带领江苏山水画家壮行两万三千里描绘祖国的山河新貌时，曾提出“笔墨当随时代”的口号。周昌谷作为一个从小深受传统影响，在国立艺专时期又接受了西方艺术熏陶的已经形成自己基本艺术观的艺术家，一直以来将寻求永恒的美、实现人生的价值作为自己的艺术理想。当他的个人审美追求与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想发生矛盾的时候，周昌谷的选择是创作既能不与时代脱轨，也能不违背自己初心的作品。周昌谷前期的艺术创作便是在如何平衡个人的唯美追求与表现时代主题中展开。这阶段周昌谷的创作以表现时代的发展为主要内容，风格主要是现实主义。作品用笔灵动又深合书法笔意、用墨清润沉厚，造型细致严谨，技巧精湛，深得传统精髓。笔者根据昌谷先生作品在题材、造型、技法上呈现的不同面貌将现实主义阶段分为两个时期：写实人像时期、少数民族形象表现时期。当然这种分期不是绝对的，是为了论述的便利，以此来说明相应时期昌谷先生创作的趋势与整体特点。

1.写实人像时期（1949—1964）

1949年到1964年为周昌谷现实主义风格阶段的写实人像探索时期。所谓写实，通俗来说即为真实地描绘事物，注重的是描绘对象与现实对象之间的一致性，以表现细密、精微、准确为特点。对于周昌谷这一时期内作品所呈现出的整体风格趋势，陈朗曾在书中也有所提及：“从此一时期（1959至1963年间）昌谷所画的画迹看，似乎还是以写实风尚趋向为多，且均为人物画……”^[6]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主要有两类：一为人像写生类，如《千佛洞老乡》（1954）、《人像写生》（1955）、《傣家少女》（1956）、《为奥毛造像》（1957）、《黄宾虹先生像》（1959）和《吴昌硕先生像》（1960）（图3）。人物面部多用线条敷以浅绛来表现，在面颊处晕以红色，主要重在刻画人物的头部，人物的服装、头饰等则寥寥几笔。其中《黄宾虹先生像》尤为著名，周昌谷结合传统，吸取了西方造型的长处，面部仍以细线勾勒，五官轮廓转折处以淡墨施以明暗，不仅红润有光彩而且体积感强烈，衣服用破墨、焦墨等丰富墨法参以线条表现，画面用色单纯朴素，形象描绘准确生动，是其得意之作。

图3　千佛洞老乡　人像写生　傣家少女　黄宾虹先生像

还有一类作品主要表现人民的劳动生活，如《习作人物画》（1960）、《老农》（1961）、《种粟者》（1963）（图4）等。其绘画艺术生涯中不多见的男性农民形象题材以及有创作主题情节的场景画主要在这一时期出现。如图《老农》中农民的形象刻画得很逼真，细节塑造非常准确，汲取了西方写生之长，将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得很到位。画面疏密得当，线条尤为干练丰富，充分展示出以书入画的妙处。画中并没有直接描绘劳动场景，却有对劳动美和生命活力的诗化赞颂。在山东大渔岛画的《种粟者》则以阔笔点厾^[7]的植物为背景，尝试着将人物与植物合为一体，植物已不单作为背景衬托的身份出现在画面中。老农身后的植物落笔成形，人物衣纹飘逸流畅，塑造出老农“高大”的形象，赞美劳动人民的勤劳淳朴和乐观的优良品质。

图4　习作人物画　老农　种粟者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他的风格特点偏向于细密、精微、准确的写实形象刻画表现，在笔墨上是很细腻且严谨的，用色比较朴实清丽，格调新颖。其创作灵感多源自各地写生积累而来的素材。这时期的创作反映了周昌谷在现实主义作为主流话语的时代，努力摒弃传统文人画表现现实滞后的积弊，致力于赋予人物画努力进取的现实风格，凸显了以适应国家意识形态需要的时代人物的阳刚之气。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周昌谷和志趣相同的艺术家积极智慧地结合现代观察手法，精炼传统的水墨画笔机制，主动选择西方绘画要领，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话语形式。

这一时期写实人像作品反映了周昌谷极强的造型能力和突出的传统水墨的表现能力，这与他在20世纪50年代参加的一系列临摹、写生训练分不开。20世纪50年代，为更好地反映现实，杭州国立艺专先后派出一批师生去敦煌、永乐宫临摹留存的历史精粹，周昌谷也曾参与其中。同时他作为研究生留校，获得了许多写生、进修的机会，他多次赴各地考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这些临摹、写生训练对于他提升个人水墨技法，加强造型能力，有很大帮助，从而使他能快速捕捉人物形象特征，深入刻画表现人物神态思想，创造出许多惟妙惟肖的新中国“主人翁”形象，在新人物画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其成名之作《两个羊羔》^[8]，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其创作素材来自草原写生，属于代表性的写实作品，但在表现现实素材的个性与真实的情况下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旨意，即在现实主义时期仍传递出超现实的意境美。

2.少数民族形象表现时期（1965—1974）(www.xing528.com)

约1965至1974年^[9]初，周昌谷开始大量以少数民族形象为主题进行创作，在不违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他选择了符合他个性审美需求和能够进行艺术化形式处理的素材作为创作题材，绝大多数是从容优雅、温柔敦厚的少数民族少女，这也成为他题材选择方面的一个特点。他认为少数民族服饰独特、性格单纯的美应该积极被表现，表现现实不一定要反映政治的重大题材，但当时他画的少数民族题材，那些纯情的少女曾一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情调，就其个人创作而言，这是周昌谷作品现实风格开始向唯美风格转变的承上启下的阶段，作品中关注形式的倾向日益明显。本文为方便叙述，将这一时期统称为少数民族形象表现时期。

图5　荔枝熟了

此时周昌谷的作品更加成熟稳健，韵味更浓，有着清新明快，单纯而不单调的特点。不仅开创了人物画新风貌，也兼顾到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中少数民族团结的革命主题，由于周昌谷始终是尊重艺术规律的，因此对这一主题的表现依然是很含蓄诗意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滇南画春》（1972）、《竹楼纺纱图》（1973）、《草原儿女》（1973）、《荔枝熟了》（1974）等。创作于1974年的《荔枝熟了》（图5），是周昌谷追求纯情唯美的泼墨写意代表之作，描写傣家姑娘肩挑荔枝在归途中的图景。人物形象甜美动人，少女的微笑传达出丰收的喜悦与自信。墨韵变化丰富，设色朴实清淡。人物头巾的冷蓝和竹竿上点缀的暖褐色用笔形成色彩的冷暖对比，画面充满色墨交相辉映的酣畅淋漓之感。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实主义走向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大解放是影响其风格转变的重要因素。周昌谷此时期人物画作品虽然同样关注普通的现实生活情境，仍属于现实主义美术的范畴，但他试图在主题上远离革命性或政治性，在形式上则更趋于传统的水墨，并吸收了西方明快的色彩，在强大的现实主义革命美术主流下，周昌谷从未放弃他对美的理解与追求，遵从内心去表现少数民族女性的乐观形象，以其独有的方式坚守着文人画的审美品质，保持了艺术家的独立品性。也正由于周昌谷的作品在表现现实的同时追求抒情与唯美的倾向，其艺术具有诗化的意境，明显区别于之前直面讴歌工农兵的直白写实风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