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中晚年得子喜孙，至其去世时，喜孙仅5岁，因此汪中将其藏书存于宝应刘台拱处。据包世臣《艺舟双楫·书述学六卷后》载：“余以嘉庆辛酉至扬州访容甫，而殁已八年……继识其甥毕贵生及其子喜孙，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与阮本无异。又于《兰亭》册前见其画像，就求遗书，则皆容甫自以属其友宝应刘台拱，惟校读之《左氏传》《说文解字》二书藏于家。……乙丑，予再至扬州，与贵生同榻，而容甫入予梦，自言其文之得失甚具。如是者三夕，与贵生共咤其异。而喜孙叩门入，再拜曰：‘刘先生病甚，召喜孙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归舟阻风，三日乃得达。先子草稿纷纠，非吾子莫能为订定者。’”[5]“乙丑”，即嘉庆十年（1805）。此时“汪本《兰亭》”应为汪喜孙收藏。
汪喜孙于嘉庆十二年（1807）中举人，是年喜孙18岁，入赀为官后，累迁至户部侍郎，1838年外放山东，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任河南怀庆府知府，1848年在任上去世。汪喜孙收藏此帖期间，延请多人鉴赏并为其题跋，因此“汪本《兰亭》”又被时人称为“汪孟慈藏《定武兰亭》”，此帖也随着汪喜孙的活动逐渐广为人知。汪喜孙斋号“问礼堂”，以此为线索，可以确定孙星衍于1812年的观款、赵魏于1813年的题跋[6]均写于扬州，或者说此时汪喜孙还未入京为官。到了1816年，翁方纲在“汪本《兰亭》”上写了一段题跋，回忆他37年前任江苏乡试副考官时曾与汪中一起鉴赏汪氏所藏碑帖。[7]由此可知，此时“汪本《兰亭》”已随汪喜孙来到北京。道光八年，即1828年，阮元曾观之于北京寓所。[8]
到了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四月初四，汪喜孙曾与汪全泰、叶筠潭等42人修禊于北京崇效寺（俗称“枣花寺”），并将“宋拓右军兰亭序帖”藏于崇效寺。汪全泰诗云：“吾宗善本寄招提，还似嘉祥倍珍惜，辗转重看付辩才，豪强仍虑逢萧翼。”[9]同会的曹楙坚赋诗，诗题为“四月四日树斋师叶筠潭徐廉峰黄矩卿前辈汪孟慈陈颂南招集江亭仿兰亭四十二人孟慈出所藏宋刻禊帖装池成卷将送之枣花寺中温翰初绘江亭展禊图于其次纪事同作”[10]。这是汪孟慈收藏“汪本《兰亭》”期间最后一个有纪年的线索。1838年汪喜孙由户部员外郎外放山东济宁，是否带走此帖不得而知。1848年“汪本《兰亭》”再一次出现有纪年的记载时，已为扬州钟氏所藏，而且此前一年汪喜孙卒于怀庆府，所以汪氏父子收藏此帖的时间起点为1785年，而此帖“离手”或在1836年，或在1836—1847年间，亦有可能在1847—1848年间。
何绍基、何绍京兄弟曾品鉴过“汪本《兰亭》”，并称之为“汪孟慈（或‘汪梦慈’）藏《定武兰亭》”。何绍基说：“今海内藏《定武兰亭》，余所闻者有三本：一为吴荷屋中丞丈藏，即荣芑本也，一为韩珠船侍御藏，一为汪孟慈农部藏。孟慈本乃尊甫容甫先生所得，前有先生小像，此本笔势方折朴厚，不为姿态而苍坚涵纳，实兼南北派书理，最为精特矣。孟慈守帖，重逾球璧，不可恒谛玩耳。”[11]何绍京在《宋拓王晓本兰亭序》（现藏故宫博物院）中有一段题跋讲道：“余素所藏‘禊帖’，仅得‘国学’旧拓，欲求一‘真《定武》本’，数十年未获如愿也。历年所寓目者，……惟扬州汪梦慈所藏‘王铁史本’为冠。……今春忽于厂肆得此佳本，精神焕发，意态纵横，古厚雄浑……校御刻子固落水兰亭十合八九而韵趣远胜，以姜白石兰亭偏旁考证之，亦皆吻合，细玩无笔不奇、无笔不妙……同治八年（1869）已巳花朝，道州何绍京子愚氏识，时年六十有一。”[12](www.xing528.com)
何绍基的跋文题为“跋汪孟慈农部藏定武兰亭旧拓本”，可见此跋文应在帖中，但在“拙愚堂本”未见此跋文，而且在故宫博物院藏钟氏刻本中也未见，可能是在后来重新装池或影印过程中遗忘，或也可能仅为跋稿而未题写入帖中。而何绍京所论一方面十分推崇所谓“汪梦慈所藏‘王铁史本’”，以其为平生所见《兰亭》拓本之“冠”，但在得到“王晓本”之后，又将“王晓本”推为“第一”。
虽然目前并不明确何绍基于何时题跋“汪本《兰亭》”，但何绍京的题跋是有“年款”的。同治八年，即1869年，此时汪喜孙已经去世20年，“汪本《兰亭》”已为扬州钟氏父子所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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