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瑛青年时追随松江画派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的求学经历，使得他的绘画思想深受“文人画论”“南北宗论”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蓝瑛完全接受了文人画派的仿古理论。他不仅以仿古为名，创作多借取文人画的题材，而且在其有限的题款中，也表现出他服膺“南宗”名家的思想。他在一幅山水画中题道：“绘画必须从古人笔墨留意一番，始可言画家也。董、巨一门，则皴为麻皮、褪索，后学咸于其门为弟子。荆、关皴以劈斧、括铁，所师则鲜矣。董、巨尚以笔墨韵动，渲染远近，是后开元人生面，无涯妙道。于荆、关笔劲，点画一成，不能加以增减。后学未能多见其真迹，焉可尊师范日夕之参也。余所画数家，因石老远寄，不能辞，草草拟法前辈，董、巨、荆、关如生，或许培桃李中一柯耳。”[2]这则题跋首先反映出蓝瑛主张“师古”的绘画思想，这种思想与董其昌所说的“画家要酝酿古法，落笔之倾，各有师承，略涉杜撰，即成下略，况于能妙”是一脉相承的。其次，蓝瑛宗董、巨为首，力学元人。这里所提及的董（源）、巨（然）、荆（浩）、关（仝）正是董其昌“南北宗论”中南宗的主要成员。对于董、巨，以至元代诸家的山水，蓝瑛极为赞赏，尤其对黄公望服膺之至，力学不已。他在题跋中不断称赞黄公望的人品、画品：“一峰道人，元人六法领袖也，人品与画，咸服其品，蓝瑛师之。”[3]“一峰道人，法晋唐笔墨，全师李公麟山庄图，又得富春江山，严濑丘壑，学力性灵，两得神妙，不独人品高逸，盖天时六律据梧隐几，千古奇人。余仰师三十年，少得于皮矣。”“太痴道人之笔法从晋唐而自性灵，后从六法，咸向天门，余师四十年，少得运腕用墨之意。”“余师拟道人五十年，画此卷竣，出蓝之念，自相许也。”[4]蓝瑛总结自身的画学师承经验，认为黄公望的山水画有如书家之真楷，是“师古”的不二法门，“此如书家真楷，必由此入门，始能各极变化”[5]。此外，蓝瑛对吴镇山水的笔墨也极力揣摩，体会深刻。他说：“元四大家咸宗董、巨，唯楳道人笔墨恣情，于墨半点一痕俱带法律，润泽深厚，三百年后观之犹似未枯。纵笔圆劲随意钩答，其皴调理不失古人之奥，而复自成门户。后师者文衡山得之四五，余研仲圭恐为当局，是卷竣正之，陈文汝为许可几分也。”[6]实际上，蓝瑛学习元四大家，表现得最出色的便是仿吴镇山水，他后期的山水将吴镇画中墨色酣畅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相对来说，蓝瑛仿倪瓒的山水表现得较为逊色，作为职业画家，蓝瑛或许觉得倪云林清逸简远的画风不适合世俗的审美，或不适合他的画技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云林之法，妙在简远，瑛法之未必耳，笑笑。”[7]所以倪瓒的山水，蓝瑛只是“偶拟之”[8]，并且所仿山水也不似倪氏山水清瘦冷隽，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勃勃生机。尤其在晚年，蓝瑛以苍老雄奇的笔墨表现出的倪氏山水简远空灵的意境，别具一格。
除了“师古”，蓝瑛还以自然为师，注重行万里路，饱游饫看，《图绘宝鉴续纂》就记载蓝瑛“性耽山水，游闽、粤、荆、襄，历燕、秦、晋、洛，涉猎既多，眼界弘远”[9]。这显然与董其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10]的主张是一致的。虽然学界对蓝瑛是否游历过这么多地方持怀疑态度，但是从蓝瑛的传世画作来看，他还是注重对自然山水的观察与创作的，留下了不少实景创作的山水画作。(www.xing528.com)
总之，蓝瑛以仿古为门，宗董、巨为首，力学元人，既师古，又师造化的绘画师承观，正是董其昌、陈继儒等文人画派理论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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