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廉耻：立人之大节

哀　劲

（中国社科院）

“廉耻”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个体人格修养的重要要求。它由“廉”与“耻”两个单字并列构成，最初含义是廉洁知耻，即不贪财货，立身清白，且保有羞恶之心。

“廉”字的本义是指厅堂侧边，《玉篇·广部》曰：“廉，堂廉也。”其用例如《仪礼·乡饮礼》“设席于堂廉东上”之句，郑玄注为：“侧边曰廉。”又，《九章算术》谓“边谓之廉，角谓之隅”。厅堂侧边多狭窄，故《说文解字·广部》释义：“廉，仄也。从广，兼声。”段玉裁注曰：“此与广为对文，谓逼仄也。廉之言敛也。堂之边曰廉，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堂边皆如其高。贾子曰廉远地则堂高，廉近地则堂卑是也。”贾谊之语见于《汉书》，其《传》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从此之后，狭仄义项在《齐民要术·耕田》中仍有保留：“凡秋耕欲深，春夏欲浅；犂欲廉，劳欲再。”厅堂侧边有隅有棱，古人对此已有认识。如《礼记·月令》有言：“其器廉以深。”孙希旦集解：“器廉以深者，外有廉隅，而其中深邃，象金器之严肃而收敛也。”由此可引申出方正、清廉之义。《礼记·乐记》有言：“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又《论语·阳货》“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朱熹集注：“廉，谓棱角峭厉。”所谓“廉者，洁也”（《鬼谷子·摩》），廉洁义项较早见于“洁廉而果敢者也”（《大戴礼记·文王官人》）。

那么何谓廉洁？《楚辞·招魂》有“联幼清以廉洁兮”句，王逸注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

“耻”本义为羞愧，金文由“耳”与“心”会意，其后改“心”为“止”而成今见字形。《说文解字·心部》：“耻，辱也。从心，耳声。”《论语·为政》“民免而无耻”，皇侃疏：“耻，耻辱也。”“耻”字含义古今差别不大，如《论语·公冶长》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今日亦有“引以为耻”等说法。

“廉”与“耻”都是传统文化的道德要目。《论语》中论“耻”较多（如原宪问耻），对于“廉”则较少涉及；《孟子》中虽有“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离娄下》）和“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尽心上》）等提法，却并未并列使用“廉耻”一词。较早使用联合式双音词“廉耻”的是荀子。《荀子·修身》有言：“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这句话是在批评“恶少”的苟且偷安、懦弱怕事，且又无廉耻而贪图享受。此外，《韩非子》有“明主厉廉耻，招仁义”（《用人》）和“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有度》）之说，将其作为君主规范与臣子守则。

“廉耻”之于治国的重要性，经《管子》进一步阐扬，是书将“廉”“耻”与“礼”“义”统称为治理国家而实现“王霸天下”的“四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管子·牧民》）其中，“廉不蔽恶”与“耻不从枉”分别着眼不包庇和不参与的层面，以求杜绝邪恶与错误之事。所谓“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管子·八观》），“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管子·法禁》），“四维”之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也由此奠定了“廉耻”在国家治理和个人修行中的重要地位。(www.xing528.com)

《淮南子·泰族训》曰：“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此观点同样是把“廉耻”纳入“牧民”的视角，继而指出修行礼仪对于培养廉耻的基础性作用。当然，“廉耻”也是一种个人操守，正如《韩诗外传》所言：“聪者耳闻，明者目见。聪明则仁爱著而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远而名彰也。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汉初，贾谊等人倡导重扬“四维”，并将秦亡教训归结为“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汉书·贾谊传》）。在《治安策》中，贾谊强调“廉耻节礼以治君子”，“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并且呼吁“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不难看出，贾谊推行“廉耻”的着眼点与管子近似，都是为君主治国服务。武帝时期，董仲舒认为“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春秋繁露·竹林》）。此种观念与其提出的“天人感应”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对不顾廉耻的行为多有批评，如《盐铁论·救匮》批评葛绎、彭侯等人“廉耻陵迟而争于利矣”，《潜夫论·断讼》抨击断狱者“昧冒前利，不顾廉耻”，后者还提出明君之政，在于“务节礼而厚下，复德而崇化，使皆阜于养生而竞于廉耻也”（《潜夫论·班禄》）。

唐代柳宗元撰《四维论》，对“廉”与“耻”进行了降格处理。其论曰：“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这种观点相当于只承认《管子》“四维”中的“仁”与“义”，又以“义”最为重要：“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在他看来，“廉耻”只是依附于“仁义”（尤其是“义”）存在，并不能与后者并列。这种只见“仁义”而不见“四维”的论说，曾激起后人的批驳，如南宋杨冠卿《礼义廉耻》、黄震《四维天爵论》等皆强调“廉”与“耻”的地位。

明末清初，顾炎武撰《廉耻》一文专论士大夫之廉耻。在他看来，士人的“廉耻”尤其重要，所谓“士大夫之无耻，则其害甚大，是谓国耻”。其《日知录·廉耻》有言：“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所谓“廉耻”是“立人”的节操，可作为贪财和妄为的约束。在他看来，“廉耻”非关小事，还牵涉士人美节与朝廷教化。“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此论突出了士人廉耻感的重要性，认为“士人有廉耻”是朝廷教化施行民间而成风俗的中间环节。与前人不同，顾炎武特意彰显“耻”的重要性：“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又曰：耻之于人大矣……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清朝康熙帝曾亲撰《四维解》肯定《管子》“四维”之说：“故言礼义而并言廉耻，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是《管子》之意也。”康熙以为“廉耻之名视礼义之名为尤切，无廉耻之名视无礼义之名为尤不可居”，这种官方认可有力抬升了“廉耻”之地位。梅曾亮《臣事论》把“廉耻”作为为官“聪明之堤防”：“夫爵禄者，廉耻之药石也，善用之则起，不善用之则废；廉耻者，聪明之堤防也，固其防则盈，而溃其防则竭。聪明竭矣，虽勉强为作，施令布政，与吾民相酬对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谓大患。”其论将“廉耻”作为克制之药，实乃针对为官者不奉行本业而一心向往提拔升迁。

近代以来，“廉耻”仍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1929年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指出：“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民国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即代表礼义廉耻，其新生活运动亦以“礼义廉耻”来指导国民性的改造，并试图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然而，这一举措并未由形式内化为人们的道德自觉，亦因此不了了之。

在英语中，“廉耻”一般对译为sense of honesty and shame。H onesty意思是诚实、正直，源自拉丁语honetsus，意为令人尊敬的；shame表示羞愧，最初源自日耳曼语的skm ao，意为掩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耻”其实与基督教所宣扬的罪感文化相异，因为前者更强调依托于道德的自律。无论是为政还是为人，“廉耻”始终是一把自我省视与舆论监督的标尺。时至今日，反腐倡廉与“八荣八耻”理念的提出，正是根源于传统“廉耻”思想的当下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