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战国时期,割据战争成为时代主潮,渐起的理性自觉使人意识到,个体的力量终究是渺小的,对梦象的附会解读终究无法扭转时代走向,梦占失去了最初的群众基础。但是,中国古代梦理论和梦文学却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体系,走向繁荣,其中的重要奠基人就是庄子。《庄子》一书全面反映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主张,全书三十三篇中有十篇都涉及梦。他通过对人的生理与精神现象的观察体验,提出了“真人无梦论”,从理论上对梦的相关问题作出了深入探讨和独特阐发。庄子曰:“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认为以大道为师的人,就要忘却身外之事,实现物我一体,达到“知”与“道”合的最高精神境界。不仅如此,他更把对梦的感受推及到整个人生体验,以“庄周梦蝶”之寓把人生看作是一场虚幻迷离的梦境,使置身其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相互渗透、转化,超越本体之形,走向浑然合一。可以说,梦境观构成了庄子的一个基本哲学理念,只有把梦作为一种独特的方式,才能化解人生有无之间的冲突,泯除物我两者的界限,实现大道的终极理想。梦从本体义到比喻义的转变,标志着人们的梦的认识开始由传统的生理现象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而荀子也对梦的本质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荀子言:“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意思是说心在睡着了就会做梦,懈怠的时候就擅自驰骋想象,使用它的时候就会思考谋划。因此心没有不活动的时候,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避免胡思乱想,来排除杂念干扰,达到心静的状态。荀子在这里明确指出,梦是人在睡眠状态下的一种心理活动,“卧”,即睡觉,是做梦的条件;“心”,即思维,是做梦的原因。人睡着了,思维却仍在运转,这是产生梦的本质原因。他摒弃了原始先民的“神启”论,而把梦认定为睡梦中的胡思乱想,一种无规律、无秩序的思维活动,可谓是准确把握了梦的基本特性,较早地对梦做出了科学的定义。
相较而言,墨子对梦的定义则更富有一种思辨的意味。墨子在《墨经》里说:“卧,知无知也。”又说,“梦,卧而以为然也。”这里的“知无知”,第一个“知”指的是“致知”的能力,第二个“知”是指具体认识和反映外界事物的行为活动。在梦中,人们具备个体的思维意识,然而却无法进行认识活动的具体的行为实践,因此梦中的所遇所见,皆是人们自我意识所以为的一种现实,是“卧而以为然也”,实际上只是“知无知”状态的一种反映。墨子的话揭示了梦与现实彼此交织的时空混淆感,认为身处梦境的我们并不知梦,而误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当成了现实,这表明了人们开始通过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考,探知梦的本源,揭示梦的本来意义。(www.xing528.com)
理性自觉作为人的一种思维本能,也同样体现在西方世界。例如,从早期荷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梦可能是我们的理性或非理性力量表现的最初观点。荷马指出了梦的两种特性:即“水晶般的真理及象牙般的谬误”[6],以透明的水晶和不透明的象牙来表达梦的模糊与复杂。一些古希腊的思想家认识到科学理性的重要性,认为梦就其原因来看,不一定都出于神灵,因而也并非是神秘和神圣的。据柏拉图的《斐多篇》记载,苏格拉底认为梦是良心呼唤的表现,人们应该正视并遵从这种呼唤。柏拉图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提出,睡眠发源于肝脏,只有一部分梦来自于神,还有一部分梦则来自人的野蛮兽性。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梦不过是一种感官的活动。
不惟如此,古埃及与古印度思想家也对梦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索。埃及人在中王国时期(前0040至前1786)就已对梦的解析做了大量系统的工作,发现了反向理解和通过字词的谐音或联想来释梦的方法。印度的预言家也相信人的意识分为多种层次,有清醒、有梦睡眠、无梦睡眠及撒玛地(一种在尚受肉体束缚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集中状态)。约在公元前1500至1000年间,一本哲学教科书上写道,在一系列的梦中,只有最后一个梦最重要,因为梦是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和解释智慧的。而印度教的传统解释也同样重视梦的意象性,并将梦中的个别意象与更广阔的象征系统联系起来,认为有些象征是个人的,有些则是人人共有的。这也为后来弗洛伊德与荣格的梦学研究做了相关理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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