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解“乐”字为：“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鞞。木，虡也。”[1]则何为“五声”，何为“八音”？《说文解字》“声”字条：“音也。从耳殸声。殸，籀文磬。”[2]；“音”字条：“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徵羽，声；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从言含一。凡音之属皆从音。”[3]段玉裁引《乐记》：“《乐记》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音下曰宫、商、角、徵、羽，声也。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乐之引申为哀乐之乐。”[4]由此，乐、音、声三者间的关系可见一斑。“乐”为“音”“声”两者所组成的复杂体的统称，“音”“声”彼此可互通解释，又可细分成独立的体系。“声”指向多调的音阶，而“音”则指向不同形器所构造的多元音色。相对而言，“音”比“声”更接近于乐的本质。在段玉裁关于《乐记》的引文中，还可引申出“声”“音”“乐”三者与“心”的关系：于物有感，心有所动，故而发之为声。声又相应成变，规律节奏随之生成，故而有音。所以有乐，一也；心有波澜，声有高低，器物以音相和，于是乐生，然后心表，二也。
观“乐”之字形以释其本意，学者说法不一。有作祭祀解，有作乐器解。作乐器解者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许慎认为“象鼓鞞。木，虡也”，是将鼓置于木架上的象形；罗振玉则认为根据甲骨文“乐”的象形，“乐，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以象调弦之器，犹今弹琵琶，阮咸之有拨矣。”[5]反驳了许慎的观点；周武彦又反驳了罗振玉的观点，认为对许慎的说法进行调整即可，“从甲骨文‘乐’字形义来看，丝悬吊着木，丝在木上，而不是丝在木下……倒不如说木被丝绳悬吊着。从而乐之初意应是悬鼓。”[6]字形象物，本是为了表义，从安放的鼓，到调弦之器，再到悬吊的鼓，这三种说法殊途而同归。“音”统领之下决定音色的形器于“乐”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了。
在庄子《齐物论》篇首，借南郭子綦之口，提出了三籁的概念。人籁为“比竹”之音，即各人制器乐之音；地籁为“众窍”之音，是风作用万物发出的声音；天籁是完全自主，随性而然的声音。“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号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隅。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7]庄子对地籁的这段描述是形器之乐的精髓所在。山川草木、浅沟深洼，世间所在，均为形器。私以为，在庄子的齐物观中，人最熟悉又最陌生的形器——自身的发音器官——也当属地籁中“众窍”的一员。因为它使人的声音产生了音色、音高、音调等繁复的变化，也因为人本就是自然的生灵。每一种形器所形成的音色都是独一无二又千变万化的。自然的神奇之处在于，无论是斜风细雨，还是雷霆万钧，这些形器发出的声音都相互唱和，彼此照应，创造一种混融的和谐。这种和谐甚至有所余波，草木摇落而不息，正如余音袅袅。
人籁相对于地籁更为繁复些，从某种程度上带着文明的痕迹。老庄所追寻的大道至简更接近于理想，而俗世的轨迹不可避免地寻求声色的绚烂。如果形器之乐在先民之时还只是偶然发现的给予他们力量或美感的声音，那么后世则是有意识地开发各种材质所蕴含的声音能量，并制造不同的形制以求得这种能量的彻底显现。根据八音分类法，“属金类者如铙、镈、钟、铎、铃、錞于、钲、钩鑃、铜鼓等，属石类者如各种形制的磬、石箫等，属土类者如埙、缶等，属革类者包括各种形制蒙皮的鼓，属丝类者如琴、瑟、筝、筑等，属木类者如祝、敔、木鼓、木角等，属匏类者包括各种形制的笙，属竹类者如箫、管、箎、笛、竹角等”[8]，形形色色的形制赋予了同一种材料不同的表现力。如果地籁展现的是一种混沌的本真，人籁则企图从中寻找一种单纯的特质，并通过技艺将这种单纯发挥到极致。(www.xing528.com)
在乐器种类大量繁衍分化的时代，因形器不同而导致的音色不同，使乐器从一开始就被寄托了不同的情感。琴音质古朴，善为古雅之音，“仿佛弦指外，遂见初古人”；筝的音质适于哀怨，“汝不闻，秦筝声最苦，五色缠弦十三柱”；琵琶声脆，婉约多情，“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同为弹拨乐器，所表达的情感都可作一大致的划分，更不必说与钟鼓等打击乐器、笛萧等吹奏乐器之间的差异了。尽管音色对情感表达有着先天的制约作用，人们依然可以用同一种乐器表达不同的情感，琵琶既可“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又可“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表现的张力和演奏的功力是不可分割的。
从“地籁”到“人籁”，乐的形器无可避免地承载了人们的审美取向与价值取向，也因而走向了繁复或趋简的道路。以“埙”为例，《说文解字》曰：“埙，乐器也。以土为之，六孔。”[9]而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埙，只有吹孔，无音孔。同样地，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哨，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这期间三四千年的文明发展，埙的形制从一孔变为六孔。从许慎的时代到我们所处的当下又是两个千年，文明的变迁让埙有了更多的质地与演奏方式。而更为重要的是，当现今的表演艺术家在舞台上演奏这种古老的乐器时，我们或许能感受到些微的来自遥远时空的质朴的回响，却不会在意它产生的缘起：最原初的时候，先民们制作它是为了击打鸟兽，只是偶然听到这种器物投掷在空中风经过时发出的声音，觉得有趣，才开始了埙作为乐器的历史。形器变迁的背后是文明的变迁，文明的变迁背后则是人心取向的变迁。
文明是地籁与人籁的根本区别所在。如果说人制乐器不过是在仿制天地孔窍，乐器交响合奏如同风过天地时自然界的共鸣，人类文明的作用力便是人籁之于地籁唯一的附加。刘勰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人心作为“天地之心”的心，较之于风更为复杂与多元，给予了人籁相对于地籁更多的可能性，使形器之乐焕发了更多的生机。与此同时，形器之乐也在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向内，它沉淀为以礼为核心的民族涵养，借仪礼之乐的形式参与人格的养成；向外，它生发出灿烂的歌诗篇章，抒发民族内心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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