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宋代文臣士大夫对“儒将”观念的阐扬、对儒将统兵优越性的鼓吹，“儒将”一词的褒义色彩渐渐定型，即使在蒙元统治时期，对于儒将的推崇依然在汉族文化圈中流行。到了明代，儒将的优越性更是渐渐内化为社会各阶层不言自明的普遍共识。明代社会对儒将的评价较之宋代更高，“倡为儒将”[47]“儒将名香”[48]是对明代社会“儒将”观念的真实写照。
1.“儒将名香”：明代社会对儒将的推崇
官方意识形态对儒将的推崇是“儒将”社会评价日益提高的重要推动力。弘治正德年间任翰林学士的刘忠为皇帝拟写的《赏武臣应制》诗中，就以皇帝的口吻告诫和勉励武臣读书：“皇祖南来主中国，授钺元戎启疆域。汝祖军前杖策来，一时鱼水欢相得。元功不居戒志盈，大邦肇启蒙恩特。猗汝胸中富甲兵，回看阀阅增颜色。方今海宇逢升平，万里车书通漠北。欲将章甫易兠鍪，赐章新染龙池墨。古来儒将非二途，一丁不识真为惑。诗成谕汝汝勿忘，好与山河盟并勒。”[49]诗中“古来儒将非二途，一丁不识真为惑”一句尤为清晰地表明朝廷并不欣赏一丁不识的武夫，而是希望武臣提高文化修养，将“儒”与“将”很好地融合，这无疑透露出对于“儒将”的推崇。崇祯时姚希孟为皇帝拟撰的《拟御制神宗显皇帝宝训序》中以崇祯的口吻赞扬万历皇帝：
皇祖天镜孤悬，独操斗极星枢之要，如三正迭绍，五德互运，而膺箓受符，休明过历，其揆一也。……而戎索未疆，边陲日骇，尝与后先辅臣咨嗟太息，凡古来儒将如诸葛亮、杜预、赵充国者每彷徨追赏，庶几身亲见之，所以名臣辈出，群丑芟夷，或成灵武之功，或底玄菟之绩，禹甸载辟于西川，汉印终归于南诏。[50]
万历皇帝面对“边陲日骇”的局面，渴求将才，对于古代儒将尚且“彷徨追赏，庶几亲身见之”，颇有“千金市马骨”的意味，对于当世儒将的期待和勉励自不待言。而联想到崇祯所面临的军事上的严峻局面，此序中强调万历追赏、任用儒将而终致“名臣辈出，群丑芟夷”的历史经验，无疑蕴含着为现实危局寻求解决之道的用意。
朝臣们对于儒将的评价同样很高，在明代奏疏中可以看到许多向皇帝举荐儒将的事例。如前引于谦《覆安边固强兵御寇事》奏折中称赞王通“诚当今忠良儒将，每遇敌临阵辄忘身家，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极力向皇帝推举此前失意的王通，终于使朝廷重新对其委以重任。谭纶在《举核大小将领以饬边备疏》中向朝廷力荐儒将时雨和王轸：
分守倒马关参将时雨盛年博识，壮志英标，发迹武科，素有平边之策，兼通文事，雅崇儒将之风。驭众而赏罚甚明，人思用命。防秋则夙夜匪懈，敌亦闻风。……界岭口守备王轸，超出武流，允为儒将，优于综理，当冲关之盘错，每迎刃而解。足占利器，善事拊循，凡疲卒之逃亡辄闻风而复役，具见仁声，以游击而谪居下僚，黾勉其官，略无怨尤之意，自榆林而量移界岭，勤劳所事，并多战守之功，真折冲千里之才，可独当一面之任。[51]
“超出武流，允为儒将”之语清楚地表明谭纶对儒将的看法：儒将远佳于一般“武流”；而“真折冲千里之才，可独当一面之任”的评语更可见其对于儒将的推崇。有趣的是谭纶自己就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儒将，对于“儒将”的赞许和举荐不乏惺惺相惜之意味。
文人士大夫在应酬书问之间更不吝于对儒将大加赞赏。如王谊在《奉寄巫总戎》中赞扬辽东总兵巫凯：“将军坐啸靖三边，鹊印累累肘后悬。玉帐分弓宵射虏，黄沙列卒岁屯田。元戎昔着条侯令，儒将今夸郄縠贤。江左野人从白首，要看勋业上凌烟。”[52]陈懿典在《答吴挥使》赞扬其“才称出匣，气足贯虹，文苑固推冠军，临戎更重儒将。况边事虏情熟于见闻，而以奇画应敌，以冰操养士，今日当途之拭目，他年节钺之登坛。”[53]陈仁锡在《赠江南诸分阃（余戊辰所举士）》中勉励其科场门生以儒将身份为国尽责：“天子临轩尔曹眷，命以总师清海甸。说礼敦诗儒将风，赤胆悬胸赴公战。黄流稳贴遁鲸鲵，碧草翻摇戏鱼燕。幕府他年总第功，为报江南今江晏。”[54]李中麓的《塞上曲》“虽闻爼豆习干戈，儒将雍容礼数多。文事自来兼武备，天时地利与人和”[55]更是道出时人对于“儒将”普遍的良好观感。
至于民间社会对儒将风度的大力推崇、兵学家对儒将智略的强调和重视、地方史志对儒将事迹的程式化彰表，前文已有论述。总而言之，儒将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一致提倡和推崇。在推崇儒将的社会舆论背景下，将门出身的世胄子弟们纷纷读书习礼，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中记述执掌京卫武学的阎禹锡事迹云：“甲申升南京国子监助教，复转监丞，掌京卫武学事。世禄子弟悉知读书由礼，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拥貂蝉、握虎符、号称儒将者亦多出其门。”[56]虽是为了彰显阎禹锡教育有方，但也可从中窥见世禄子弟通过读书登甲科，获取儒将之声誉的情形。黄凤翔《寿都护俞虚江公序》中记述名将俞大猷：“公少年时与先中允共学，昼习制举业，夜则读韬铃兵法，志甚厉于诸书，鲜所不窥。既诣阙下，世其官，寻荐闽中武试，计偕北上。尝上书司马门，愿得赴边陲自効。筦枢者奇之，曰：‘此将来儒将也。’”[57]昼习制举、夜读兵法这一读书意象并非俞大猷所独有，明代不少将领的墓志铭、祭文中也都可以看到类似表述，强调这种兵儒兼修的读书事迹无疑隐含着表明墓主“有儒将风”的意图。
万历年间中宪大夫杜诗为河潢名将柴国柱之母赵氏所撰的《明诰封一品太夫人柴母赵氏墓志铭》[58]记述了赵氏对于柴国柱、柴国栋兄弟的教育：
用是屏嚣棼，躬辟绩，和煞斫织，日以业儒者业二公。二公稍佚于教，必患甚，尤之曰：“若倚武爵易掷文耶？！武而弗学，是为坚□（按：符号□表示字迹难以辨认，下同），纵擅技艺，一人敌耳！吾儿若匹美儒将，唾手功名，昌大子氏也。”二公栗栗，激烈思愤矣。……二公甫官，进而诫之智勇仁严廉；周旋药石也，谆谆督诲不少借，二公昕夕无敢跬步渝。以故长公得肘侯印，霍然有声，擒馘牧抚，幕南空迹。湟旧无建大将军鼓旗者，□坛自公始。[59]
柴氏家族世袭武职，柴国柱兄弟年幼丧父，其母赵氏对兄弟两人的教育可谓呕心沥血。赵氏并不因柴国柱有武职可袭便忽视文化教育，不仅延请儒者教之，而且在其“稍佚于教”时严加督责，对于柴氏兄弟“倚武爵易掷文”的想法予以批驳，指出“武而弗学”不过为“一人敌耳”，只有“匹美儒将”才能“唾手功名，昌大子氏”。从赵氏言语之间不难体会其对于“儒将”的肯定与推崇，“儒将”观念对于武将家族的深刻影响于此亦可窥见一斑。
武将热衷于追求“儒将”声名，也引起了一些人士对其“不务本业”的忧虑。如兵部侍郎许论在《总论边务》中就直言：
夫将才所须本将战阵，况于边方杀贼之外岂有别事？近年倡为儒将之说，以致武职不务本业，竟为浮夸雅言，而矩步绘句，而摛章抚按，以是为荐扬。本兵因之而任用，堕国家神武之威，销英雄感慨之气，为害非浅。况鸾刀解牛，岂其适用？急须洗此颓风，还其本业，作之新之，如式怒蛙，宁粗直猛暴之失，勿从容文雅之是。庶得跅弛之士，克广鹰扬之任矣。夫是之谓求实用。[60]
许论认为当时“倡为儒将之说”，导致“武职不务本业，竞为浮夸雅言”，而这种情况“堕国家神武之威，销英雄感慨之气，为害非浅”，所以“急须洗此颓风，还其本业”，主张“宁粗直猛暴之失，勿从容文雅之是”。这段议论是否偏颇暂且不论，它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中叶以降在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提倡儒将的背景下，不少武将附庸风雅、力图向“儒将”靠拢的现实。
与明代社会对儒将的大力推崇相对应，明代确实产生了不少名副其实的儒将。无论是王守仁、唐顺之、谭纶等文而能武、先儒后将之士，还是出身将门、武而能文的戚继光、万表、俞大猷等，皆是战功赫赫、声名卓著。其中王守仁尤其堪称儒将典范。王守仁不但武略非凡，“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自身也是一代大儒、心学之集大成者、阳明学之开创者，《明史》称“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思想和学说影响深远。王守仁身兼大儒与大将，儒学成就与平乱战绩互为表里，深为当时士人推崇与仰慕，也将人们心目中的“儒将”形象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清代前期部分士人对儒将的批评和反思
明清鼎革之际，“儒将”观念并未因朝代更迭而消失或衰退。如前文所述，满族统治者对于汉族文化的接受程度较高，“儒将”观念很快为其所接受，儒将也继续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崇。但在推重儒将的主流话语之外，清代前期也有部分士人对于儒将现象提出了批评和反思，在“儒将”日益被粉饰和夸大的情势下，提供了审视儒将现象的另一种视角。
首先对儒将提出批评和反思的是一些明遗民史家。明亡之后，这些遗民史家在亡国之痛的驱策下，开始认真地回顾明代历史，思索和寻求明亡之因。部分遗民史家发现，许论当初的诤言并非没有道理：明代社会对于儒将的过分拔高和推崇，催生了部分武臣附庸风雅、文人迁阔论兵的普遍现象，承平时代固然是一派武人好文、文人尚武、“儒将辈出”的“盛景”，但无形中却使得武将的心志和勇气被文辞消遣所消磨，“堕国家神武之威，销英雄感慨之气”，文臣则滋长了好名喜功之心，一旦事态紧急，比如在明末危局下，文武“儒将”皆暴露出名不副实的尴尬，难以济事，徒取其辱。张岱在以直言著称的《石匮书》中记述一些名实不副的“儒将”时颇为直白，如卷四十六《朱东平世家》中评论朱勇：“勇长身赪面，虬髯戟长，见者皆目属而中实恇怯，亡他技，顾折节礼士大夫，以是负儒将声，历掌都督府。”[61]其实像朱勇这样“亡他技”，仅仅依靠“折节礼士大夫”来博取儒将声名者又何止一人！好名而无实，自然难以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明之覆亡恐怕也很难说与此完全没有关系。(www.xing528.com)
不过儒将名实不符的现象绝非明代独有，清代前期同样存在。热衷于褒扬儒将的雍正皇帝就遭遇过一例。据《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记载，年羹尧向雍正推荐“儒将”王嵩，雍正亲自召见了王嵩，不料大失所望：“王嵩，不堪小人也。朕因闻其虚名，有儒将之称，所以前此阅尔参奏之折，尚怀疑惑，及至面见，始知真属轻薄小人，似此等类，一经朕目，何能逃其妍媸也？”[62]雍正对王嵩由失望而化为愤怒，认为其“居心巧诈”[63]，甚至开始强烈怀疑年羹尧推荐王嵩的用心：“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年羹尧乃称之为儒将，比岳锺琪更优等语，殊属可笑之极，据此观之，真系年羹尧之犬马也。”[64]清初士人陈僖也遭遇了类似的尴尬：在与某位附庸风雅的大将军交游过程中，陈僖因手疾未能满足其“作字”的要求，招致其辱责，陈僖愤而在《答某大将军书》中对这位名虽儒将、实则倨傲鄙俗的将军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将军不能富贵我，而仆又无所求，乃欲恃豢养之富贵，高自处而视人之卑，噫，不亦过乎？！仆为将军计，斗鸡、走狗、博奕、蹴鞠，不患无事，羔酒侍儿中不患无人，凉亭燠馆灯火丽室不患无地，偃仰如意乐也泄泄，何必强心书画，降志交游，每向读数卷书、赋数首诗之落拓书生周规而折矩，前拱而后揖，自取烦苦为哉！将以为名欤！将军不宜有今日，将谓从所好欤！仆窃窥将军于古儒将中如祭遵、鲁肃、曹景宗、贾复、张却似皆非其匹，岂不闻党太尉学书生语，秪增其丑耶！甚矣！将军误矣。[65]
对于这位博取“儒将”虚名的不学无术之将，陈僖的批评可谓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所用“党太尉学书生语，秪增其丑”一典尤为贴切。然而只要社会舆论对于“儒将”外在“儒雅”“知书”等特征的过分拔高和推崇一如既往，像这位大将军一般虚伪做作、追求儒将虚名者就不可能根绝。归根结底，真正的儒将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先天禀赋与后天磨砺、时势机运共同造就，通过模仿皮毛而欲复制其成功轨迹，可谓南辕北辙。
除了对儒将名实不符现象的批评，清代部分士人还从历史的视角对儒将统兵的实效进行了反思。王夫之在考察唐末“儒将”统兵历史的基础上就指出，尽管文士统兵容易获“儒将”之声名，但实际上文士统兵往往存在严重弊端：
其忧国之心切，而愤将士之不效死也，为怀已夙，一旦握符奋起，矜小胜而惊喜逾量，不度彼己而目无勍敌，听慷慨之言而轻用其人，胃昧以进，一溃而志气以颓，外侮方兴，内叛将作，士民失望而离心，奸雄乘入而斗捷，乃以自悼其失图，而叹持重者之不可及，则志气愈沮而无能为矣。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难降者文人之躁志。志节可矜，尚不免于偾败，况其忠贞果毅之不如（郑）畋者乎？用兵之略，存亡之介也，岂易言哉！ 岂易言哉！[66]
王夫之对统兵文士心理的分析相当细腻精辟，矜小胜而轻敌、听慷慨之言而轻信、冒昧进攻而失利、稍遇挫折而沮丧自弃，这样的心理演变轨迹在诸多文士统兵惨败的事例中都可以得到验证，一言以蔽之，皆是缺乏处置战场机变的心理素质。“易折者武士之雄心，难降者文人之躁志”，可谓切中文士统兵之弊。
赵翼同样认为儒将统兵效果未必佳。他在《古风》诗中就历数了文人统兵惨败的教训：“文人逞才气，往往好论兵。及乎事权属，鲜见成功名。古来称儒将，惟有一孔明。寥寥千载后，庶几王文成。此外白面徒，漫诩韬略精。河桥二十万，惜哉陆士衡。深源令仆才，身名丧北征。房琯陈涛斜，车战旋摧崩。忠如张魏国，五路败富平。由来非所习，奴织婢学耕。如何纸上谈，辄欲见施行。君看云台上，何曾有书生？”[67]在他看来，陆机、殷浩、房琯、张浚这些人的惨败，皆是源于“由来非所习，奴织婢学耕”，文士缺乏军事实际经验而迁阔地纸上谈兵，在残酷的战场上自然要付出血的代价。而对于一些当时被认为“有儒将风”的武将，赵翼同样不以为然，他认为将领的优劣在于实效而非虚名。乾隆年间苗乱迭起，地方官员和将领无力剿除，最后出动七省军队才勉强平定，赵翼就写诗评论道：“始知用武承平世，儒将非难健将难。”[68]言下之意，承平之世，许多武将或耽于享受，或附庸风雅，追求“儒将”虚名，消磨了勇气和心志，这样的将领在战场上自然难拼全力以取胜，所以才显出“健将”的可贵。
汪士铎则认为，真正文武兼备的儒将并不是没有，但数量不可能很多，正如“一兔之毫无几，其余皆氄髦，而非全兔皆中笔材也。昆坚之虚，采玉者往焉，盖尝得夜光之璧矣。然谓其一沙一石皆玉，则不能”[69]，这一论断可谓中允。汪士铎回顾历史，认为“惟宋人喜言儒将，而宋之兵政为最弱。尝以为得百韩范不如得一韩岳。史册所载文人战绩，如核其实，非其师武臣之力，而谁之力耶？”[70]他显然看到了历史上儒将煊赫功绩中的虚夸成分，因此坚决反对“重临事而惧之人，而不募暴虎冯河之勇。彼豪杰之士，乌低首下心于词章儒雅之前哉？乌乌鹊鹊，亦其一也，好谋而成者，美言之可市尔”。[71]实际上，对于武将不服从儒将的担心并非多余，无论是在唐末还是明末，都可以看到许多儒将统军而军纪全无、一哄而散的事例，这不能不说是文士统兵很难克服的弊病。总之，在推崇、拔高儒将的众声喧哗中，王夫之、赵翼等人对儒将历史进行的反思显示了其不趋流俗的理性意识，揭示了儒将光环背后的另一面相，无疑是发人深省的。
3.晚清变局下对儒将的期待
考察历代涉及儒将的文献，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每当一个王朝到了危机四伏、行将崩溃的时候，武将既已连遭败绩，呼吁重用儒将的声浪就会高涨起来，宋、明皆是如此。以明末为例，万历后期随着边疆日益告急，文人纷纷对边事发表意见，茅瑞征在《东事答问》中就主张改革武科、培养儒将：“国家武科一途最属卤莾。各省乡试，临时报名入籍，又量试弓马，专以论筴为去留，大率倩人为之，绝非英雄本色。……请此后将儒学、射圃查复，督令诸生演习，定有儒将辈出，则文武两途皆可得将也。”[72]而到了形势更危急的崇祯时期，黄道周在上奏皇帝的《时务疏》中还是强调用儒将：
一曰先树儒臣而后可以用武将。……然自数年中，八九大将宠极贵盛，无有不叛，其仗义死功者一二耳。故自唐宋以来儒将策勋烂于史牒……至于明兴，尤为极盛。于谦、罗通、韩雍、王守仁之徒，指不胜屈也。儒臣致命而武臣不敢不死，儒臣立功而武臣不敢不奋。[73]
虽然儒将并未能阻止明朝灭亡，但黄道周后来在清军南下、南明即将覆亡的时候组织军队抗清，慷慨殉国，可谓实践了自己在《时务疏》中对于儒将的期许。而当时间来到晚清，中国的大门已然被列强敲开，中国面临重大变局的时候，儒将又一次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这种期望既与清代后期的政治格局和军事状况有关，也源自人们的思维惯性。
清代中期以降，承平日久，武备渐弛，旗人的尚武风气日渐消颓，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日益低下。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战斗力之羸弱暴露无遗。到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清廷见正规军无力抵御，只能允许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文臣组织地方团练来对抗太平军。随着湘军、淮军、楚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剿除捻军等军事行动中日益壮大，朝廷对于曾、李、左等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于是一时间赞扬曾、李、左等人堪与古今儒将媲美的言论不绝于书。曾国藩以中兴名将、儒学名臣之身份而成为一代读书人之标杆自不待言。当左宗棠击败阿古柏、收复新疆后，张佩纶在《扼要筹边宜规久远折》中就称“新疆军务，自简任左宗棠以来，上禀庙谟、下恢将略，天戈所指，捷奏频驰，军事不日可定……然而得战将百，不如得大将一；得大将百，不如得儒将一。”[74]他担心左宗棠固然“耆年硕辅，神明不衰；必能克竟全功，敉平西域”，但是“万一他日移西北之节麾，作东南之砥柱”，即左宗棠离开新疆，则新疆大局恐怕无人能主持，“所以善新疆之后者，不可不预储其人”。[75]从张佩纶的言论中不难看出时人对儒将左宗棠的充分肯定。李鸿章向朝廷推荐将领时，也常以“有儒将风”作为依据，如推荐刘盛藻接统铭军时就称：“刘盛藻以书生从戎，身经百战，廉正恂谨，饶有儒将之风。”[76]他奏保吴长庆时亦云：“查赏穿黄马袿、广东水师提督、瑚敦巴图鲁、云骑尉世职吴长庆谋勇兼裕，赴机神速，筹边镇定，绰有儒将之风，惟系一品实缺大员，应如何加恩奖励之处，非臣等所敢擅拟。”[77]这些似曾相识的言论都表明，尽管时移世易，“儒将”观念的影响力仍然强大，而曾、李、左等人在晚清危局下的表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社会舆论对儒将的信心，使得人们对于儒将的期待有所拔高。
即使是一些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所构成的挑战时，也会不自觉地将希望投注于“儒将”。如前引车善呈《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一文，其实车善呈撰写此文的初衷是介绍西方的一些物理、军事方面的情况并评介新近翻译刊刻的书籍，但谈起如何应对西方“器利甲坚”时，却不免唱起了“自古儒将百战百胜，必先知彼知己，量而后进。所谓运用之妙在一心，决胜之策应千里”的老调，坚持认为“故军事虽不离器利甲坚，而取胜成功重在善谋，远势亦不专恃乎器甲坚利也”，大有把“儒将”“谋略”作为对抗坚船利炮的“国粹”之意，反映出对传统兵学和儒将观念的留恋。
同样陷于矛盾的还有郑观应。他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制度的积极倡导者，所著《盛世危言》在晚清可谓振聋发聩的启蒙之作。郑观应在《储将才论》中清醒地看到了战争形态的巨变：“昔则曰斗智、曰斗力，今则曰斗器械、斗船炮，一管驾而全船之生死系焉，一大炮而全营之安危赖焉，一顷刻而两国之胜负决焉。是真中国四千余年未有之战局也。”所以，他强烈主张培养新式军事人才。但对于如何培养，却似乎又回到了“合文于武”的儒将之道上来：
将才之难，武夫务力战而不知书，为文人所贱；文人好读书而不谙韬略，为武人所轻。二者相訾，其失维均。科目正途，聪明秀士，有志武功者，试其器识明通、经史淹贯，即令入储才馆。试以骑枪，课以韬铃，如何屯兵伏卒、抄袭交攻，如何安置炮位，施放枪法。临敌身先，无难踊跃直前也；对垒布置，无难从容坐镇也；开放枪炮，无难亲自手试也。合文于武，庶可得智勇兼全、堪膺阃外重寄矣。……国朝剿平发捻诸帅，虽牢为章句之儒，然讲求韬略，初未溺干帖括也。然而欲储将才，一言以蔽之，曰武臣习文，文臣肄武，战将、才将、儒将、大将，吾可试目俟之。[78]
实际上，从郑观应所提出的教育内容来看，他对新式军事技能还是非常重视的，对于传统军事教育的弊端也有较清醒认识。之所以在表述上落入传统“文武合一”论的窠臼，主要是源于中国传统兵学的尴尬：在晚清时期，传统兵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军事形势而走向终结，[79]无力为郑观应这样的有识之士提供可汲取的新资源，只能借助既有观念比如“儒将”，来达到“旧瓶装新酒”的目的。
就在晚清士人还在谈论和期待儒将时，西欧各国已经陆续开启了军官职业化和军事教育专业化的进程。新式军事学校成为培养军事指挥人才的主要场所，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结合使得其所培养出的军官自然地兼具文武之才，无需再刻意地强调和提倡“才兼文武”；而军官职业化又使得文武职业间转换的空间变得异常狭窄。因此，新式军事教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儒将”的军事意义日渐消解，文化意义则至今仍发挥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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