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儒将”一词在宋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朝廷上下热衷谈论“儒将”，但彼时“儒将”观念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社会上层，尤其是文臣士大夫阶层。只有到了明清时期，“儒将”观念才真正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明清“儒将”观念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儒将”观念辐射范围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儒将”观念日益渗透到生活中，对社会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1.“儒将”观念辐射范围的扩展
“儒将”观念辐射范围的扩展首先表现在从朝廷到民间、从中央向地方的扩展，即“儒将”观念的影响力渐渐越出朝堂和书斋，辐射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去，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许多对“儒将”的记载，尤其是在人物志中，“有儒将风”之类的表述屡见不鲜。如乾隆《贵州通志》载：“郭英，籍贯未详，正统间以参将镇平越，威惠兼行，蛮皆怀畏。军务旁午，不废诗书，时称为儒将。”[22]“何自然，新添人，官都指挥佥事。长于诗，有儒将风。功迁扬州参将，所至亦多异政。”[23]乾隆《宁夏府志》：“李现光……历官神木副总兵。御兵严而不苛，尤喜宾礼儒士，雅歌投壶，有儒将风。”[24]道光《济南府志》：“邓秉谦，聊城人，万历二十年武进士。性沉静，喜读书，闲于韬略……居乡以诗文自娱，称为儒将。”[25]同治《崇阳县志》：“（刘）炳文天性孝友，不狎妇女，好宾客，相对不发妄语。通经术，能诗文，雅歌投壶，有儒将风，士大夫咸所推重之。”[26]“有儒将风”这一表述在宋元时期只见于官方正史，这种类型化的“儒将”书写在明清地方志（人物志或宦迹志）中的广泛出现，说明“儒将”观念已得到地方社会的普遍接受，儒将群体作为应予旌表的人物类型，成为地方人物志中一项重要的书写内容。
在这一扩展过程中，明清时期盛行的邸报、邸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朝廷诏令、朝臣奏疏中，对儒将事迹的旌表透露出对儒将的推崇，这种带有权威性的讯息经由官方公文和邸报的途径，自上而下地传播到地方，而民间也往往可以通过种种途径得到邸报的抄本，时间既久，地方社会便渐渐接受和认同了“儒将”观念。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有一情节：山东巡按宋乔年上奏保举荆都监等人，荆都监派西门庆打听消息，西门庆差人抄得东京邸报一纸云：
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一本：循例举劾地方文武官员，以励人心，以隆圣治事：……济州兵马都监荆忠，年力精强，才犹练达，冠武科而称为儒将，胜算可以临戎；号令一而极其严明，长策卒能御侮。此二臣者，所当亟赐迁擢者也。……陛下如以臣言可采，举而行之，庶几官爵不滥而人思奋，守牧得人而圣治有赖矣。等因。奉钦依：该部知道。续该吏、兵二部题前事：看得御史宋乔年所奏内，劾举地方文武官员，无非体国之忠，出于公论，询访事实，以裨圣治之事。优乞圣明俯赐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钦依：拟行。[27]
众所周知，《金瓶梅》虽托名宋朝旧事，实际上展现的是明代中后期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现象，这一情节中出现的邸报、奏疏、诏令显然并非出于杜撰，而是基于现实生活原型的创作。作为地方大员的宋巡按向朝廷举荐荆都监时盛称其“冠武科而称为儒将”，朝廷予以认可和拔擢，又经由邸报的形式为大众所知晓，这一图景无疑是明代“儒将”观念由朝廷向地方社会传播的生动展示。
在“儒将”观念由朝廷向民间扩展的过程中，市井文人也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前文的论述中已经提到，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文学繁荣起来，而市井文人则成为市民文学创作的主力。市井文人由于其文化素养较之普通民众更高，所以能够更敏锐地觉察到朝廷诏令、士大夫奏疏等官方公文中对于“儒将”的旌表和宣扬，而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教育背景也使得他们能够更自然地接受“儒将”这一观念。实际上，明清社会中不仅有“儒将”的观念，也有“儒医”“儒商”等说法，儒士作为四民之首的崇高地位是当时社会的共识，医、商等职业都主动向“儒”来靠拢以自彰，以儒士自居的市井文人自然不吝于对这些观念大加阐扬。所以，市井文人将其对于“儒将”的理解融入其创作的市井文学作品，与民间艺术形式结合，塑造出周瑜、关羽、杨六郎、秦琼、花荣等生动鲜活的“儒将”形象。“儒将”观念正是借由市井文学中的这些“儒将”形象和事迹得以在民间广泛传播，从而影响了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乃至农民。
“儒将”观念辐射范围的扩展也表现为“儒将”一词应用对象的扩展。自晚唐“儒将”观念产生以来，该词的应用范围一直限于汉族文化圈。蒙古入主中原以后对汉族文化接受程度有限，所以在元代文献中虽有“儒将”一词出现，但都是指涉汉人将领[28]，未见应用于蒙古或色目人者。这种情况在清初发生了改变：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对于汉族文化的接受程度较之蒙元更高，许多汉族文化中的观念都影响到了满人，其中就包括“儒将”的观念。
在清初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族将领被称作“儒将”的实例，如康熙年间徐乾学为满族将领爱松古所撰的《皇清光禄大夫副都统爱公神道碑》[29]，碑文云：公姓纳兰氏，讳爱松古。……公生而明敏，忠信雄勇，善骑射。天命四年射叶赫降太祖。皇帝得公而奇之，令护亲禁军，从征伐，赐甲第，赏赉甚厚……（顺治）十六年，以光禄大夫副都统致仕。康熙十四年卒，年七十有九。”碑铭则曰：“……兴京是宅，典领亲军。恪共朝夕，攻必肉薄，战必刈旗。陷阵大呼，万众披靡。青精既平，皇极丕建。蹑寇西驱，风雨雷电。帝曰虎臣，匪为果毅。有猷有为，称我专使。桀骜稽首，受约珠盘。如富彦团，神威契丹。公允武文，不愧儒将。从我三后，炳灵天上。有封如斧，白杨萧然。勒铭贞石，百世具瞻。”[30]从碑文以及《清史稿》中的《爱松古传》来看，爱松古是满洲镶白旗人，作为在清开国定鼎过程中有功的满族武将，主要以武功显，其文才并不特别突出，徐乾学称其“允文武”，难免有恭维和套话的成分，但其家族在其死后请汉族学士徐乾学为其撰碑铭，将“儒将”这一身份加诸爱松古，显然表明他们是接受和认可“儒将”这一观念的。
实际上，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清代皇帝也是接受“儒将”这一观念的。据《清史稿》记载，雍正元年，平定西藏有功的回族将领马会伯“入觐，世宗书榜赉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31]雍正皇帝亲自书写“有儒将风”的榜文赐予有功将领，足见其对于“儒将”观念的充分认可。
“儒将”观念既已跨越族群之藩篱，汉族文士遂在与满、蒙等族将领的交游中频繁地使用“儒将”一词，如查礼在《八聲甘州·七月二十四日过富察云麓公沙尔尼水次新营》中就恭维富察云麓为儒将：“报柳阴深处结新营，遥听箭翎鸣。向长林系马，荒湾舣棹，岸架松棚。下有翩翩儒将，午坐细谈兵。”[32]满、蒙等族文士自己也使用“儒将”一词，如蒙古族出身的锡缜在《和子猷弟北征之作》中就勉励自己的弟弟锡伦像儒将傅修期一样建功立业：“天子命汝城朔方，再凿凶门赴敌场。一身百战欲敌万，汝几不知汝始冠。幕中草疏达彤墀，群推儒将傅修期。吾家开国即封爵，绳武当如开国时。”[33]
耐人寻味的是，到了晚清，“儒将”观念甚至被加之于外国将领的身上。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七有“洋将之儒雅”一则，记述道：“买忒勒，法国人，受中国总兵官衔，临阵奋不顾身，遂殒于绍兴城下。颇读华书，吴春泉刺史冬日尝往访之，会北风大作，买执吴手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洋将也，而颇有中土儒将风流。”[34]这一记载显然对于买忒勒的华文知识有夸大之嫌，洋将执刺史之手诵诗的场景也颇显滑稽，但将自己熟知的“儒将”观念和形象加诸洋人，反映出来的是某些汉族文士的思维惯性，“儒将”观念的影响和辐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2.“儒将”观念对社会文化的渗透
随着“儒将”一词的日益普及，人们对于“儒将”的认知和思考日益丰富起来，对于“儒将”的特征、形象、评判标准等都有了一定的共识，于是渐渐形成有一定系统的儒将观念。这种“儒将”观念在明清时期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文化，而在儒将观念与社会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儒将”的文化内涵变得日益清晰。(www.xing528.com)
比如在经学领域，《周易》第七卦《师卦》云：“贞丈人吉，无咎。”[35]历代对此卦的研究颇多，解释不一。到了明代，有一些学者就提出此卦中的“丈人”与儒将有关，如张次仲在《周易玩辞困学记》中云：“丈人，诗所谓老成人也，战将不足言，深谋奇计不过一智将，持重谨厚不过一儒将，惟不尚威武，不用诡诈，不计一时之功，使人心悦诚服，古今惟羊、杜、武侯。”[36]他认为丈人兼具智将的深谋奇计和儒将的持重谨厚，是羊祜、杜预、诸葛亮那样的人物。王世懋在《福建武举策》中则更直接地指出丈人即是指“儒将”，“世所谓智，然而未尝无勇也，谋定而继之以断，《大易》所谓‘师贞丈人吉’者也。”[37]实际上在《周易》的创作时代自然是不存在“儒将”观念的，学者们以后世产生的“儒将”观念来解释《周易》中的“丈人”，体现出当时“儒将”观念影响之深入。
在史学领域也可以看到“儒将”观念的渗透。如明代王畿在《精选史记汉书序》[38]中论述“班马异同”时云：
尝闻之古文之与时文其体裁相去若甚远，而其间同异之机不能以寸要，皆于虚明一窍，发之非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夫子长法国语、左传，孟坚法史记固也。然其文皆自为机轴而不相沿袭，殆师其意者非也。子长之文博而肆，孟坚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长如老将，用兵纵横荡恣若不可羁，而自中于律；孟坚则游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密而不烦，制而不迫，有儒将之风焉。要之，子长得其大，孟坚得其精，皆古文绝艺也。
王畿论《史记》和《汉书》历史撰述之特点，以老将、儒将之用兵相比拟，认为班固的《汉书》行文风格“率而整”，像“儒将”用兵一样“部勒雍容，密而不烦，制而不迫”，可谓颇有新意，也较为贴切地展现了《汉书》的历史文学风格。
文学领域受“儒将”观念影响的程度更深。除了前文论述中已提到的文学作品中“儒将”形象的大量出现外，“儒将诗”也成为当时文坛所注目的一种文学现象。明清时期，一些儒将文化修养确实很高，有不少诗文传世，如郭登与其父郭玘、兄郭武合著《联珠集》二十二卷，戚继光也有《横槊稿》传世。这些儒将的诗作与文士之诗相比，有着较为鲜明的特色，因而受到当时文学评论者的注意。如王世贞在《明诗评》中评论郭登的诗作：“定襄奇士也，磨盾操檄，横槊赋诗，雄论风生，绚辞电扫。如送季方之作怨而不怒，它篇奕奕固是将种。登诗如弄波榜人，大自标捷，又如魏司徒善射，令人惊目”[39]，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宋徵璧在《皇明经世文编》凡例中亦云：“一国初武臣，固多人杰。下掩寇邓，上步韩陈。而语言文采，不少概见。后若张定兴、杨颖国、郭定襄、戚少保之流，或横槊而成，或授简记室。雄心可寄，壮猷足录矣。”[40]清代的《听秋声馆词话》《香山诗话》等诗歌评论著作都对“儒将诗”“儒将词”给予了较为正面的评价。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认为晚清名将葛云飞之诗与其为国捐躯之壮节相一致：“葛壮节公绩学能诗，不愧儒将。……又《登第诗》云：事业人皆争一第，功名我自励千秋。异日致命遂志，此语已为之兆矣。”[41]
不过并非所有评论者都对“儒将诗”持肯定态度。沈德符就直言：“本朝武弁能文者如郭定襄、汤允绩之属，皆以诗名，然不过聊以自娱耳，非敢艺坛建旄钺也。”[42]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十七《儒将诗》中更是嘲讽了某些儒将诗作的浅薄愚陋：
明景泰中，有十才子，汤参将胤绩最著，予见其《东谷遗稿》十卷，了无可取。成化间，金陵姚福者，世袭千户，着《定轩集》《避喧録》《窥豹录》，及《青溪暇笔》若干卷。予尝见《暇笔》草稿，福手书也，记轶事，颇亦可喜，而论诗肤陋，如自记蔡琰归汉图诗云：“若使蕃儿能念母，他年好作倒戈人。”所取彭三吾咏明妃诗云：“妾分嫁单于，君恩本不孤，画工休尽杀，梦弼要人图。”谓得风人之体，真三家村学究见识，可为喷饭！又尝见南皮李腾鹏撰《明诗统》，取一诗云：“君王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腐儒所见略同乃尔。[43]
尽管褒贬不一，但“儒将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引起文坛的注意和讨论则是不争的事实。“儒将能诗”不再像宋元时期那样流于标榜，而是有了实践者和流传于世的作品，切实对诗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儒将”观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在当时人中对“为文”与“用兵”关系的探讨中。裘君弘在《妙贯堂馀谭》中有《为文譬用兵》一则：
俞大猷论“用兵譬为文”言：“儒生为文必先识字，某字义实，某字义虚，某字义虚实半，某字可起，某字可结，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数千百十字皆明其义，然后下笔为文，大篇短章无不如意。将帅用兵，凡门下术士、谋客、副将、部长以至数十万兵卒皆当知孰贤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疏、孰长于骑、孰长于步，然后以此前攻、以此后守、以此为正、以此为奇，亦当大合小合，投之所向，无不胜者。”此论实前人所未发，不特精于谈兵，兼亦精于谈文，大猷洵不愧儒将之目。邵锐序《怀麓堂集》有云：“如大将御戎，不闻号令，一节一麾无不如意。文法之通于兵法也固然。”吾即为吾辈之为大猷者转一语曰：“文士为文，譬如名将用兵也，亦无不可。”[44]
俞大猷提出的“用兵譬为文”之说得到裘君弘和邵锐序的高度赞同，并进一步提出“为文譬用兵”，他们的共识在于认同“文法通于兵法”，而俞大猷能够有这样“前人所未发”的精辟见解，显然是因为其“上阵杀敌、下马为文”的经历，造就了他“不特精于谈兵，兼亦精于谈文”的文武兼备之才，这也正是裘君弘称其“不愧儒将之目”的原因所在。
无独有偶，明代沈自徵在其创作的杂剧《霸亭秋》[45]中同样揭示了为文与用兵的相通之处：
破题儿是巨鹿初交，大股是彭城一着。不惑于宋义之邪说，真叫做直写心苗，不寄篱巢。看他破王离时墨落烟飘，声震云霄，心折目摇，魄唬魂消！那众诸侯一个个躬身请教。七十余战未尝败北，一篇篇夺锦标。日不移影，连斩汉将数十，不弱如倚马挥毫，横搠推敲，涂抹尽千古英豪！（那区区樊哙何足道哉！）一个透关节莽樊哙来巡绰，唬得他屁滚烟逃，甫能个主了纵横约，（以兵家之气行文，方为至文；以文家之气行兵，则兵可无敌。）大古里军称儒将，笔重文豪！[46]
沈自徵借剧中落第士子杜默之口，将“儒将”项羽的用兵与明代常见的八股文写作相比拟，形象地展现了项羽之用兵处处与文法相合，“以兵家之气行文，方为至文”，是为文豪；“以文家之气行兵，则兵可无敌”，是为“儒将”。这与俞大猷、裘君弘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士之业是“为文”，将领之业是“用兵”，文士与将领不约而同地论证“文法通于兵法”，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共通性，实际上体现了时人建构“儒将”文化内核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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