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将：一个多元视角下的多重含义

在“儒将”这一概念中，“儒”是底色，“将”则是角色。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里，人们对于“将”这一角色的理解较为一致，对于“儒”这一底色的认知则存在差异，“儒将”的含义因此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明清时期，“儒将”一词的内涵较为宽泛，而且人们对于“儒将”的认识和理解趋于多元，文臣士大夫、市民阶层、兵学家等群体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审视“儒将”，“儒将”也因此呈现出多重含义。

1.朝廷视角下的“儒将”：文武兼备的将领

自北宋中期开始，在崇文抑武的语境下，“儒将”一词渐成为文臣士大夫的“专有名词”，仅指文资出身的士大夫统军者，即所谓“儒而能将”^[2]者，“儒将”之“儒”所强调的是其科举出身与文资身份；尽管到南宋时“儒将”标准有些许放宽，但“儒将”所指涉的对象仍以文臣统军者为主。^[3]而到了明清时期，通过对正史、诏书、奏议等官方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儒将”一词所指涉的对象既包括“儒而能将”即出身文臣而领兵者，也包括“武而能文”即武将出身而文武兼备者。

出身诗书之家、进士及第的王守仁、唐顺之、谭纶、曾国藩等文而能武、先儒后将之士固然是公认的儒将，出身将门、世荫武职的戚继光、万表、俞大猷、张可大等人因其文武兼备同样可以被正史列为“儒将”。如《明史·张可大传》云：“可大好学能诗，敦节行，有儒将风。”张可大出自武将世家，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属于标准的武将出身，但他不仅战功卓著，仗义死节，而且“好学能诗”，颇有文才，著有《南京锦衣卫志》二十卷。首辅叶向高称赞他：“此不特良将，且良吏也。”正因为这种文武兼备的才干，张可大“儒将”之身份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可。

傅维麟在其所著《明书》卷一百四十一《万表戚景通戚继光传》中议论道：

人谓不破万卷不足为儒，余谓不破万卷不足为将。夫为将必通古今，知往迹之臧否，究极性命，然后战必胜，攻必克，即画方略、成筹策，皆彬彬可观；而不知诗书，动中兵法，此又应运之天授，非其恒矣。万表具玄悟，景通崇谦让，而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呜呼，可以为儒将矣。^[4]

傅维鳞所立“儒将”的标准不可谓不严格：既要读书破万卷，又要通古今之变，还要善于筹策。而在这种标准下，将门出身的万表、戚继光等依然“可以为儒将矣”，足见其文武兼资的才略无可置疑，为时人一致推崇。

概言之，明清时期朝廷视角下的“儒将”，即是指文武兼备的将领，“儒将”之“儒”泛指文化素养较高，并不局限于科举或儒生。在这一前提下，以历时性的眼光来看，不同时段中，“儒将”所指涉的对象又是各有侧重的：明中叶以前，“儒将”多指涉将门出身的“世胄子弟”；明中叶以降，文臣出身而膺“儒将”之名者渐多。

“明以武功定天下”^[5]，太祖即位后分遣元勋宿将镇戍要害之地，统兵作战之任悉付武臣，并立下武臣子弟世袭之制。洪永熙宣之世，文臣罕有直接参与军事者。在这种情况下，有“儒将”之誉者自然多是将门出身、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世胄子弟”。如开国功臣燕山侯孙兴祖的长子孙恪，《明史》称“恪谨敏有儒将风”^[6]；武定侯郭英之孙郭登，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引时人语称“大同、宣府总兵定襄伯郭公登，儒将也”；靖难功臣金乡侯王真之子王通，于谦在奏折《覆安边固强兵御寇事》中称赞其“诚当今忠良儒将，每遇敌临阵，辄忘身家，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

明中叶以降，随着军事制度的调整，以文官出任的总督、巡抚、经略日渐凌驾于武臣总兵官之上，文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军事事务中，获得“儒将”之声誉者渐多，士大夫之间也常以“韩范”^[7]相标榜。如进士出身的王骥，正统年间以兵部尚书身份总督军务，三次征讨麓川，因功封靖远伯，时人称赞曰：“兵部尚书兼大理卿王公，蓄文武将相雄刚之才德，且素着西鄙韩范之功，简在圣衷非一日矣。于是复命公总督于其间……朝廷无复南顾之忧者，公之功岂浅哉。铭鼎彝而纪竹帛，炳炳然直与古之儒将争光后先。”^[8]又如以经略西北著称的两位兵部尚书王琼和彭泽，两人均出身文臣，“俱号一时儒将”^[9]。此时，于谦、王守仁这样军功卓著的文官重臣获“儒将”之誉自不待言，甚至一些参与军事的中级文官也会被恭维作“儒将”。如正德三年举进士第的路迎，嘉靖年间以兵部佥都御史巡抚宣府，查清了冒领钱粮的贪渎大案，因功擢升副都御使，其友邵经邦即作《韩范篇赠路北村升陕西都宪》云：“君不见韩范古无比，今之北村岂其类。是何简命严且笃，一日十传走而至。我昨初闻收变功，天子之德宰相同。神武已将声罪意，不杀尤全造物工。古来推毂崇儒将，明朝都察尤专向”^[10]，这显然是一种泛颂。“儒将”所指涉对象的微妙变化，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随着军事制度的变迁，“以文制武”的格局悄然形成，世风渐由明初“重武轻文”转向“重文轻武”。

清代“儒将”指涉对象的演变轨迹与明代类似：清朝入主中原多赖武人之力，清初平三藩、收台湾、定西北等战事又连绵不断，武人建功者众，“儒将”之称多为文士恭维武人之语；清中期以降，武备渐弛，文臣势力抬头，至太平天国时已不得不仰赖曾国藩等汉族文臣出身的“儒将”挽救局面，“凌烟不许武夫绘，儒将勋名光太常”^[11]，这样的文臣自我标榜为“儒将”之情形也就比较普遍了。

2.民间视角下的“儒将”：风度儒雅的仁义之将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日渐壮大，适应市民阶层趣味的民间艺术形式，如评书、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日益兴盛起来。“儒将”的形象和事迹正是这种民间俗文学中重要的内容。这些俗文学中的“儒将”形象都是群众集体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产物，虽然经过了文学化加工，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间社会对于“儒将”的认知。

通过对明清时期民间文学中“儒将”形象与事迹的考察，可以发现，“风度”与“仁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风度”既包括外在形象的儒雅，如诸葛亮的“羽扇纶巾”，周瑜的“美姿容”，关羽的“美须髯”等；也包括内在气质的从容淡定，《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气定神闲地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周瑜谈笑间数十万曹军灰飞烟灭；关羽“单刀赴会”见鲁肃，临危不乱，从容不迫等，皆是这种内在气质的具体表现。“风度”是市民阶级与市井文人们评判和界定“儒将”的第一要素。在他们看来，这种翩翩风度正是“儒将”不同于粗莽“武夫”的关键所在，不具备这种“风度”是断不可能称得上“儒将”的。至于“儒将”是出身于儒生还是将门世家，则并不是那么重要。

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对花荣形象的塑造时说：“看他写花荣，文秀之极，传武松后定少不得此人。可谓矫矫虎臣，翩翩儒将，分之两隽，合之双璧矣。”^[12]花荣的身份本是武将（清风寨知寨），施耐庵对花荣“文秀”特质的强调正是塑造其“儒将”形象的关键所在。清乾隆年间李海观的小说《歧路灯》中有一段盛希瑗等人游览张飞庙、为张飞翻案的情节：

晓行夜住，将近京都。到了涿州，谒桓侯庙。……盛希瑗道：“那后边落款，不是赐进士出身么？”娄朴道：“谁说他不是进士哩。总之，张桓侯风雅儒将，叫唱梆子戏的，唱作黑脸白眉，直是一个粗蠢愚鲁的汉子。桓侯《刁斗铭》，真汉人风味，《阃外春秋》称其不独以武功显，文墨亦自佳。总因打戏的窠臼，要一个三髯，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好配脚色。唐则秦叔宝、程知节，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宋则宋太祖红脸，而郑子明是黑脸。士大夫若是目不识史，眼里看了戏，心中也就‘或者’‘或者’起来。”^[13]

娄朴认为张飞本是“风雅儒将”，却在梆子戏中被塑造成了粗蠢愚鲁的汉子，言下之意，“儒将”与粗莽武夫之别不啻霄壤；而他翻案的依据则是张飞“文墨亦自佳”，所作《刁斗铭》有汉人风味，质言之，即张飞身上有文化气息，堪称“风雅”。由此可见当时“文雅风度”对于判定“儒将”与否的重要性。

“仁义”指的是儒家伦理规范下的仁爱、重义。仁的含义较广，既包括爱护百姓、爱抚士卒，如《说唐》中的李世民和秦琼所到之处皆行仁政；也包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待俘虏等，《三国演义》中的关羽释黄忠、张飞释严颜等皆属此类。至于义，明清民间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儒将”无一不是重义之士：关羽感念曹操昔日赏识，在华容道放走曹操，是为义；秦琼为搭救单雄信、程咬金等人不惜以身犯险，同样是义。对于长期受到儒家伦理规范影响的市民阶层和一般文人而言，“儒将”们的“仁义”无疑契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和审美情趣。而民间文学中“儒将”脸谱化的形象又一定程度上强化着人们对“儒将”特点的固有印象，最终使得民间视角下的“儒将”含义等同于“风度儒雅的仁义之将”。

曾朴在世情小说《孽海花》中有一段“儒将”珏斋的自述：

那时珏斋一人站在中央，高声道：“……你们看本帅在湘出发时候，勇往直前，性急如火，一比从天津到这里，这三个多月的从容不迫，迟迟我行，我想一定有许多人要怀疑不解。大家要知道，这不是本帅的先勇后怯，这正是儒将异乎武夫的所在。本帅在先的意思，何尝不想杀敌致果，气吞东海呢！后来在操兵之余，专读《孙子兵法》，读到第三卷《谋攻篇》，颇有心得，彻悟孙子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完全和孟子‘仁者无敌’的精神是一贯的，所以我的用兵更上了一层。仰体天地好生之德，不愿多杀人为战功，只要有确实把握的三大捷，约毙日兵三五千人，就可借军威以行仁政，使日人不战自溃。”^[14](www.xing528.com)

在这段自述中，珏斋先是标榜自己到天津后“从容不迫”，并非“先勇后怯”，而是已经胸有成竹，暗示自己的沉稳气度是“武夫”所不具备的，是“儒将异乎武夫的所在”；继而又援引《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孟子“仁者无敌”之语，表明自己将儒学和用兵结合，“借军威以行仁政”的良苦用心，以此作为使敌人“不战自溃”的锦囊妙计。从中不难窥见这位“儒将”的优越感以及迂腐气息，也表明由于一般大众对“儒将”的“风度”“仁义”要素的重视，以“儒将”自诩者要用这些要素来进行自我标榜。

总之，明清时期民间视角下的“儒将”，其评判标准偏重“风度”与“仁义”，“儒将”的审美文化魅力才是第一位的。“儒将”之“儒”，在民间视角下更偏重于“儒雅”之意。

3.兵学视角下的“儒将”：运筹帷幄的智将

明至清前期是兵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系统总结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兵学家们从军事现实和战争实践出发，积极开拓兵学新领域。“儒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了兵学家的视野，作为“将帅”中非常重要的类型得到专门探讨。实际上，宋代兵学家何去非所著的《何博士备论》中就涉及了“以儒为将”^[15]的问题，但是并未能从兵学的角度对“儒将”这一概念的指涉范围作出明确界定。

到了明代，一些兵学著作开始从兵学角度对“儒将”做出界定，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如何守法撰音点注的《投笔肤谈》下卷《军势》篇云：

夫将有儒将，有武将，有大将。儒将者，决胜庙堂者也；武将者，折冲千里者也；大将者，深明天地、兼资文武者也。凡此三者，国之柱石，民之司命，而非偏裨之选也。

［批评］将必如此三者，方为有益。

［原注］此言将有三等，非偏裨可比也。决胜庙堂，如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折冲千里，如韩信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深明天地，如孙子之知天知地。兼资文武，如吉甫之万邦为宪。折，毁断也。冲，旗竿也。折敌之冲，言全胜也。^[16]

何守法将军队的主将分为三种类型：儒将、武将、大将，认为儒将的特点在于“决胜庙堂”，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型将领”张良是他心中“儒将”的典型。显然他很看重儒将运筹帷幄的智略。明末揭暄所著的《兵经百言》亦云：

有儒将，有勇将，有敢将，有巧将，有艺将。儒将智，勇将战，敢将胆，巧将制，艺将能。兼无不神，备无不利。”

［释义］用将如用药，期于中病而已。敌人狡作，儒将可使也；敌人凶悍，勇将可使也；敌人守险，敢将可使也；敌人坚阵，巧将可使也；敌人利器，艺将可使也。儒将尽变，勇将冲锋，敢将深入，巧将练兵，艺将制器。有一将可以固国，有全将可以灭敌。

［引证］儒将如管仲、诸葛、孙武、吴起之类；勇将如张桓侯（张飞）、赵子龙、尉迟敬德、常遇春之类；敢将如邓艾、魏延、李愬、狄青之类；巧将如程不识、周亚夫、李靖、李光弼、戚继光、李穆堂之类；艺将如墨子、公输子十二攻法十二守法之类。^[17]

“儒将智”，清晰地表明揭暄也认为儒将的特点在于智略出众。正因为儒将饶有智谋，所以面对狡诈的敌人，“儒将可使也”；而其所列举的管仲、诸葛、孙武等皆以足智多谋著称，且都居于军师之地位，可见揭暄对儒将智略与地位的重视。

王世懋在其《福建武举策》中对于将领的“智”与“勇”之关系进行了探讨：“是故勇及之，智不能谋之，名之曰斗将，将斗者亡；勇及之，智足以运之，名之曰才将，将才者胜；智先之，勇足以配之，名之曰大将，大将者能将斗将者也；智先之，而勇若无所赖之，名之曰儒将，儒将者，不将而将者也。”^[18]在他看来，智先于勇，是儒将相较于斗将、才将、大将的特别之处，所谓“不将而将”，是指儒将多居于出谋划策的军师地位，未必直接统兵；而其“勇若无所赖之”之语，实则暗示儒将并非“无勇”，而是不逞蛮勇。继而他列举了自己心目中的“儒将”典范：“渭滨钓叟年已八十矣，文王得之以成戡商之功，则师尚父之为烈也；厥后以兵法说沛公而三杰垂称，为帝者师，非子房乎；以管乐自许而三分鼎足，为王者佐，非孔明乎？”^[19]姜尚、张良和孔明三人皆是运筹帷幄的军师，在古代几乎等同于智谋的化身，且都有兵法传世，王世懋认为：“此其人岂一将之任，而世亦岂以将才尽之。然而传之百将者，何也？则以其所摹画后世兠鍪之士之所仰而受成者也。为将师者列之将，谓之儒将焉，可也。”^[20]为将师者可称“儒将”，他将兵法视为“儒将”智慧的结晶，“儒将”之智略便由个体才智升华为“使后世仰而受成”的理论智慧，这一总结可谓精辟。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清代的车善呈，他在《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何者为最要论》中说：

然兵法贵乎奇正相生，虚实并用，善用兵者要在出奇制胜，避实攻瑕，而且因粮于敌，藉器于寇，反宾为主，以寡胜众。自古儒将百战百胜，必先知彼知己，量而后进。所谓运用之妙在一心，决胜之策应千里。推之山川、风火、草木、禽兽皆可作兵，故军事虽不离器利甲坚，而取胜成功重在善谋，远势亦不专恃乎器甲坚利也。^[21]

在车善呈看来，军事上固然离不开“器利甲坚”，但“善谋”的重要性却远胜于此。“运用之妙在一心，决胜之策应千里”，他着重强调的还是儒将知彼知己、决胜千里的智略。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兵学视角下的“儒将”，其含义主要是指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师型将领，尤其强调“儒将”的智略。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对“儒将”智略加以强调和推崇的兵学家大多是文士，其兵学著述中文人论兵的色彩较为浓厚，对“儒将”的智略亦未免有过度拔高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