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家元典：兵词形成与特点探究》

赵国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兵作为中国兵家元典的元关键词，在中国军事史和兵学史上，用于表述一系列军事概念，其中主要有三个义项：兵器、军人和战争。本文拟就此三个义项，依据中国兵家元典的理论阐释，参照其他典籍的相关论述，讨论“兵”系关键词的形成和演变。

关键词：兵家　兵器　军人　战争

一

兵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作“”，金文作“”，小篆作“”。《说文解字》曰：“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皃。”段玉裁注：“械者，器之总名。器曰兵，用器之人亦曰兵。下文云‘从廾持斤’，则制字兵与戒同意也。”^[1]盖兵之字形，上部“斤”指斧钺，下部“廾”指双手，“廾”“斤”合在一起，象征双手持斤，其本义指兵器。

在中国兵家元典中，兵器之“兵”使用较频繁者，当属《司马法》。今通行本《司马法》包括5篇：《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通检各篇，“兵”字出现25次，主要指兵器。如《仁本》曰：

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悦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

《天子之义》曰：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

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

介者不拜，兵车不式。

《定爵》曰：

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

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

《严位》曰：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

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舍谨兵甲，行阵行列，战谨禁止。

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

凡众寡，既胜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

《用众》曰：

选良次兵，是谓益人之强。

这里所谓“兵革”，即兵器和甲胄；所谓“甲兵”“兵甲”，即铠甲和兵器，泛指武器装备。所谓“兵车”，即战车，是运载军人或军用物资的车辆，包括轻车、革车等。所谓“右兵”，意谓注重使用兵器，盖彼时以右为尊。所谓“五兵”，通常包括戈、殳、戟、酋矛、夷矛。《周礼·夏官·司兵》曰：“掌五兵五盾。”郑玄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这是先秦时代车兵配备的制式兵器。其中，安装长柄者为“长兵”，而短柄者为“短兵”。所以，从兵器配置上说，长兵器保护短兵器，短兵器救助长兵器。

《孙子兵法》偏重于论述军事谋略，较少涉及兵器之“兵”。仅见《作战》曰：“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行军》曰：“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地形》曰：“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所谓“钝兵”，指损坏兵器。“陈兵”，指摆放兵器。战时兵器遭到损坏，或者摆放混乱，都可能导致战败。

在先秦兵家元典中，《吴子兵法》使用兵器之“兵”的频率较高。今通行本《吴子兵法》包括6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通检各篇，“兵”字出现25次，有一半是指兵器。如《料敌》曰：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

《治兵》曰：

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

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辩，五鼓就行。

《应变》曰：

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

《励士》曰：

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这里所谓“治兵”，指军事训练和军队管理，非仅就兵器而言。所谓“整兵”，指整理武器装备，依照彼时的教战令，即要求“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吴子兵法·治兵》）。在吴起看来，搞好军队建设，要加强军事训练和军队管理，也要重视武器装备。

《尉缭子》论述军事问题，同样较多涉及兵器之“兵”。如《天官》曰：

（攻城）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也。

《攻权》曰：

明主战攻日，合鼓合节以兵刃，不求胜而胜也。

《守权》曰：

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

必鼓其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并于前，分历毁瘠者并于后。

《武议》曰：

夫将，提鼓挥枹，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

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诛纣。

在《尉缭子》一书中，第一次使用“兵器”一词，其义是指武器，即直接用于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破坏敌方作战设施的器具。在战争指导方面，尉缭强调“坚甲利兵，劲弩强矢”的作用，反映出对军事技术的重视。在《六韬》一书中，“兵器”一词也出现过多次。如《龙韬·王翼》曰：“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刺举非法。”《虎韬·军用》曰：“修治攻具，砥砺兵器。”这说明“兵器”作为兵器之“兵”的替代词，在战国后期得到广泛的使用。

还有，《孙膑兵法》亦常用兵器之“兵”。如《擒庞涓》曰：“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威王问》曰：“必臧其尾，令之能归。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为之流弩，以助其急者。”《五教法》曰：“兵革车甲，阵之器也。”这里所谓“甲兵”“长兵”和“短兵”“兵革车甲”等词语，其词义与上述相同。

此外，在先秦其他典籍中，兵器之“兵”都很常见。如《诗·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甲兵。”《周礼·夏官·戎仆》曰：“凡巡守及兵车之会亦如之。”《孟子·梁惠王上》：“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韩非子·解老》：“凡兵革者，所以备害也。”这说明“甲兵”“兵车”“兵革”等，作为武器装备的称谓，在先秦时代都是常用词语。

二

“兵”之本义，又指军人，即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员。前引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谓“器曰兵，用器之人亦曰兵”。王筠接着说：“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为兵，犹古呼擐甲之人为甲也。”^[2]张舜徽不赞同王说，进一步地辩解说：“造文之初，兵字从什持斤，此非指人而何？况兵字古文已从人廾干，意更明显。征之先秦古书，谓执兵之人为兵者，所在皆是，不能悉数。……王氏谓‘秦汉以下，始谓执兵之人为兵’，非是。”^[3]这说明自有“兵”字起，“兵”即含有军人之义。然则分析军人之义，以个体言指士兵，以组织言指军队。

在先秦兵家元典中，军人之“兵”使用频率较高者，当属《孙子兵法》。通检《孙子兵法》十三篇，“兵”字出现过70次，主要指军队和士兵。如《作战篇》曰：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

《谋攻篇》曰：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

《形篇》曰：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虚实篇》曰：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

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军争篇》曰：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九变篇》曰：

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行军篇》曰：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

《九地篇》曰：

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

在《孙子兵法》一书中，“用兵”出现过19次，虽然可以理解为使用兵器，但较准确的解释是动用军队，进行战争。所谓“用兵之法”，即用兵作战的原则和方法。所谓“胜兵”，即胜利的军队；“败兵”，即失败的军队。在孙子看来，胜利的军队就像以镒称铢，占据绝对的优势；失败的军队就像以铢称镒，处于绝对的劣势。所谓“兵士”，指战士、士卒。所谓“越人之兵”，实指越国的军队。所谓“霸王之兵”，是指王者、霸主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攻伐一个大国，该国的民众就来无法聚集；若是兵威加于敌国，原来的盟友就不敢联合。

《吴子兵法》使用“兵”字，除指兵器之外，多指军队和士兵。如《图国》曰：

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

《料敌》曰：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治兵》曰：

进兵之道何先？(www.xing528.com)

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

《论将》曰：

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

《吴子兵法》第一次以“治兵”为篇名，专门讨论军队建设问题，凸显出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更促使“治兵”成为一个重要关键词。所谓“父子之兵”，比喻将帅和士卒如同父子的关系，这样的军队患难与共，团结一致，所以能所向无敌。所谓“轻兵”，本义即车兵，此指轻装部队，行动较为迅速，常用于执行特殊任务。

在其他兵家元典中，《尉缭子》使用军人之“兵”的频率同样较高。如《兵谈》曰：

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

《制谈》曰：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

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

独出独入者，王霸之兵也。

《战威》曰：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者，心之机也。

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

《攻权》曰：

兵以静固，以专胜。

分险者无战心，挑战者无全气，斗战者无胜兵。

权敌审将，而后举兵，故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

《武议》曰：

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

胜兵似水。

《勒卒令》曰：

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

《兵教上》曰：

兵之教令，分营居阵，有非令而进退者，加犯教之罪。

凡明刑罚，正劝赏，必在乎兵教之法。

此之谓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令上》曰：

善御敌者，正兵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

《尉缭子》注重论述军队建设问题，所谓“王霸之兵”，大概取自《孙子兵法》，但与孙武所论略有不同，强调战争的主动权，军队行动要确保主动性，做到独往独来。所谓“一人之兵”，大抵出自孙武所谓“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孙子兵法·九地》），指军队团结一致，步调一致，如同一个人行动那样。所谓“兵教”，即军队的教育活动，包括军事训练的方法、步骤和相关的奖惩制度，是尉缭重视军队建设的集中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有什么样的军队就有什么样的战争，军队的基本素质支配着战争的胜败。在战争频仍的战国时代，每一个学派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论述军队建设问题。如战国后期，荀子基于儒家的立场，对于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军队作出评价，提出了“王者之兵”“仁人之兵”“和齐之兵”“亡国之兵”“危国之兵”“末世之兵”等概念，认为商汤、周武的军队是“仁人之兵”，齐桓、晋文的军队是“和齐之兵”，齐国的军队是“亡国之兵”，魏国的军队是“危国之兵”，秦国的军队是“末世之兵”，并且通过比较，进一步地得出结论：“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荀子·议兵》）照此说来，所谓“仁人之兵”“王者之兵”，作为崇尚“仁义”，奉行“王道”的军队，才能无敌于天下。

先秦儒家有关军队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兵家的发展。后世兵学家讨论军队问题，经常是糅合各个学派的观点。如明朝初期，刘寅注解《武经七书》，就把历代军队分为三等，“上焉者，仁义之兵也；中焉者，节制之兵也；下焉者，权诈之兵也。仁义之兵，汤武是也；节制之兵，桓文是也；权诈之兵，孙吴是也。权诈不如节制，节制不如仁义。仁义之兵，道、天、地、将、法五者悉备焉。节制之兵，天、地、将、法则有之，论道则不过假仁义而已矣。权诈之兵，或有因天时而取胜者，或有因地利而取胜者，将、法未尝不有焉，而道不过恩信惠爱以结人心耳。学仁义之兵不得，则为节制之兵可也；学节制之兵不得，则为权诈之兵亦可也。”（《武经七书直解·唐李问对直解卷下》）这是从历史的角度评论军队，崇尚“仁义之兵”而贬损“权诈之兵”，体现出引儒释兵的特点。

三

兵之本义指兵器，使用兵器者为军人，军人所作者为战争，故“兵”引申为战争。战争作为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民众的生死，备受中国兵家的关注。围绕战争和战争指导问题，先秦兵家经过反复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

在先秦兵家元典中，使用战争之“兵”较频繁者，当属《孙子兵法》。如《计篇》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兵者，诡道也。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作战篇》曰：

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兵贵胜，不贵久。

《谋攻篇》曰：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形篇》曰：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

《虚实篇》曰：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军争篇》曰：

兵以作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地形篇》曰：

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

《九地篇》曰：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用间篇》曰：

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地把战争当作国家大事，要求君主和将帅进行深入的研究。所谓“兵家”，指研究军事问题，从事战争活动的专家。所谓“上兵”，指用兵作战的上策，即运用谋略战胜敌人。所谓“兵法”，指用兵作战的方法，即战争指导的方法或指挥作战的方法。所谓“兵形”，又称“兵之形”，指军事行动的态势。所谓“兵之情”，简称“兵情”，指军事行动的情势。所谓“知兵者”，就是通晓军事，了解战争的人。从上述引文来看，孙武使用战争之“兵”，主要论述战争指导的原则和方法，而较少涉及战争观，对战争的性质、起因及终结等问题，缺乏较细致的论述。

《孙子兵法》之后，有关战争观的问题受到历代兵家的关注，产生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争之“兵”与“义”相结合，构成“义兵”一词。战国前期，吴起从战争的起因探究战争的性质，把战争分为五种类型，依次是“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

凡兵者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争名，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所谓“义兵”，是指“禁暴救乱”之兵，即消除暴虐、挽救动乱的战争。这种战争与其他四类战争相比较，可以称为正义战争。在吴起看来，应对“义兵”只能依靠礼治，即所谓“义必以礼服”。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

与这一视角相近，尉缭撰著《尉缭子》，着眼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分析战争之“兵”的性质，提出了明确的战争观。如《战威》曰：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

《武议》曰：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兵令上》曰：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专一则胜，离散则败。

这里把战争的目的确定为“诛暴乱、禁不义”，就等于肯定了“义兵”的社会功能。在尉缭看来，军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军事是现象，政治是本质。能弄清两者的关系，就懂得胜败的道理。政治用于审视利害，辨别安危；军事用于打击敌人，保卫国家。这两者若得统一，就能够取得胜利；两者若是分离，就必然遭到失败。

有关战争的本质问题，还得到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关注。荀子较明确地指出：“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荀子·议兵》）这是从战争的目的立论，肯定战争的社会功能。战争以禁暴除害的特性，赢得人们的普遍赞成。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在确认“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的基础上，针对“义兵”的特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根据吕氏门客的论述，所谓“义兵”，就是铲除暴虐统治的战争，就是调整政治秩序的战争，就是得到民众拥护的战争。“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吕氏春秋·孟秋纪·怀宠》）这就从战争的目的、效果两方面给“义兵”赋予合法性和正义性。

先秦兵家的“义兵”观念，影响着中国兵学的发展。经过秦汉到唐朝中期，赵蕤依据战争的主要原因，仍然把战争分为五种类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之大，矜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谓之骄兵，兵骄者灭。”（《长短经·兵权》）所谓“义兵”“应兵”是正义战争，“忿兵”“贪兵”“骄兵”是非正义战争。这一观点可视为《吴子兵法》和《吕氏春秋》相关论述的翻版。

四

综上所言，先秦兵家对元关键词“兵”的阐释，构筑起一个“兵”系关键词，其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兵器之“兵”、军人之“兵”和战争之“兵”。“兵”作为兵家元典的元关键词，以器物言指兵器，以使用器物者言指军人，以使用器物的行为言指战争，这三个义项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国兵家元典来看，这个关键词系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兵器之“兵”包括兵器、兵革、兵车、兵甲和甲兵、长兵和短兵等；军人之“兵”包括兵士和士兵、正兵和奇兵、胜兵和败兵等；战争之“兵”包括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等，尤其是提出兵家、兵法、兵道、兵形等概念，充实了先秦兵家的内涵。正是凭借这些丰富的内涵，“兵”衍生出一个关键词系，支撑着中国兵学的整体架构。

中国兵家元典构筑的“兵”系关键词，不仅总结了先秦兵学的理论成就，而且综合了先秦诸子的思想精髓，置于中国文化元典系统来看，具有一些显著的学术特征。这一“兵”系关键词的构筑是以兵器为切入点，从兵器到军队，进而对战争做出深刻的论述。《尉缭子·武议》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又《兵令上》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六韬·文韬·兵道》曰：“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三略·下略》曰：“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这些论述集中反映出“兵为凶器”的基本观念。

倘若扩大一点学术视野，还能看到不少相似的论述。《老子》第三十一章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范蠡曰：“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吕氏春秋·仲秋纪·论威》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这说明先秦兵家、道家基于对兵器之“兵”的理解，对战争之“兵”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对战争持排拒的态度，鉴于战争所带有的危害性，总是说不得已而用之。因此，“兵为凶器”不仅是先秦兵家的基本观念，而且是先秦道家的思想精髓。

再从法律史的角度看，“禁暴除乱”作为战争的本质，不仅体现着先秦兵家的现实关怀，还得到传统法理的精神支撑。《司马法·仁本》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商君书·画策》曰：“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这样解说战争的本质，既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也有功利主义的一面。从另一方面来说，《国语·鲁语》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朝市。”《汉书·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这是兵刑合一、大刑用兵的法治理念，既凸显出战争的合法性，也体现出法律的正义性。这种法治理念影响深远，直到宋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仍然要说“小争则讼，大争则兵，乃置军旅，将帅专征”，还是把战争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

【注释】

[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页。

[2]王筠：《说文句读》卷五，中国书店1993年版，第30页。

[3]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