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用典故是指依据自己所叙之事改变典故本来情节或意义而用之。这在庾信之前偶或见之，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莺刀，漫之羶腥。”此处用到的典故出自《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嵇康写绝交书，是因为山涛要引他做官。他先把山涛之类比作庖人，把自己当作尸祝，然后再加以推衍、想象。又如曹植《赠徐干》遗憾自己向魏文帝推荐徐干而不成功：“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最后一联依据自己所叙之事改写了和氏向楚王献璧的典故，偏说无辜的和氏有罪过，意在表达深深的自责。[1]
曲用典故包括衍义式，反义式。
所谓衍义式，即割取典故的一个枝节，弥缝完整，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典故，然后加以运用；或以割取的这一枝节为基础，衍生出一个不同于原典故意义的新意义来使用。[2]
例如庾信《和赵王送峡中军》：“楼船聊习战，白羽试撝军。山城对却月，岸阵抵平云。赤蛇悬弩影，流星抱剑文。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客行明月峡，猿声不可闻。”此例中“赤蛇悬弩影”一句，典故出自《风俗通》：“汲令应彬请主簿杜宣饮酒，时其上悬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恶之。”后竟落下心病。庾信在文中用此典只取赤弩映照到杯中这一情景，并且把这一情景融合到整首诗描写的出师摆阵的场面中。这已经大不同于原来的主旨了。
又如庾信《哀江南赋》：“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指在长安，自己虽然获得尊崇待遇，但难忘故国，自认曾是梁朝的将军。而原典故是说李广在不当将军后曾夜猎而归，遭亭尉呵止，随从告知李广乃故将军，亭尉仍不给方便。原故事主旨在于感叹世态炎凉。此处则只用其“曾为故时将军”这一点。
而“灵台久客，从此数饮；黍谷长寒，于今更暖”（庾信《谢赵王赍丝布等启》）一例是与反义式极相似的衍义式，在这里庾信按自己的情形分别续写了典故，“灵台”句所据原典出《三辅决录》：“第五颉，伦之小子。洛阳无故人，乡里无田宅，寄此灵台中，或十日不炊。”庾信把自己当第五颉，平时没饭吃，而这时幸好赵王送了很多东西来，所以“从此数炊”了。这保留了原典故情节，只是续写了后面的事。时间有先后，所以并不矛盾。但如果写成“灵台数炊”或“谁谓灵台无炊烟”之类的话，则也就变成了反义式。
所谓反义式即反其义而用之的用典方式。典故中有所谓熟典，说写者所叙之事与之完全相反，或部分相反，或因说写者所叙之事而对该熟典原来的含义、原来所承受的价值评判有所否定，这时说写者往往把熟典的故事情节或其价值评判或其所言道理全部改写或部分改写成跟它原来相反的样子，以与原来那个人人皆知的熟典构成对比，达到特定的修辞目的。这便是反义式，习称为“反用”。[3]
这里所谓“特定的修辞目的”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表达作者面对“同样的事却今不如昔”之局面的懊恼、悔恨或愤怒，其预设是，原典故所展示的进程、结局是正常的，或原典故所展示的价值是对的。(www.xing528.com)
如“漂流从木梗，风卷随秋箨。张翰不归吴，陆机犹在洛”（庾信《和张侍中述怀》）诗句中的陆机、张翰乃魏晋时人，庾信在这里不过用他们来作自己的化身。其中张翰即张季鹰，众所周知，后来他因思鲈鱼脍回到家乡去了，庾信在这里反用其事，更显得自己有家不能回的辛酸。
又如，在“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庾信《哀江南赋序》）中反用了完璧归赵的典故，根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王欲以十五城换赵王和氏璧，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无意偿赵城，蔺相如持璧视柱，说要头与璧俱碎。后见秦王无诚意，便推说要斋戒后再献呈，设法把璧送回国了。然而庾信奉命出使西魏，其事与蔺相如同，但最终庾信没有完成使命，为西魏所欺，身留长安，所以，将把典故后半部分的结局改得相反。这种熟典的情节大家十分清楚，改反了，就构成了对比，显示出反差，显示出作者的悔恨。又如《哀江南赋》“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这句话反用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的故事，以与自己在北周做官、屈身仕敌之事相比，更是强烈地显示出作者的羞愧之情。
第二，表达一种怀疑原典价值、表达古言不可信、古事不可准的意思的。
同样在《哀江南赋序》中，有“天道周星，物极不反”一句，此句抒发了庾信的大悲伤：无故国可归，被北周留而不遣，希望彻底破灭。古语说“物极必反”，庾信看不到事情的任何转机，不能不发出“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沉痛哀叹。
庾信的反用典故以第一种类型的反用为主，发展到唐宋，则渐以第二种为主。试以司马相如死后皇帝派人至其家索书得《封禅书》这一典故为例，典故原意是肯定司马相如至死不忘朝廷，且以其死后能得到当朝君主眷顾为荣耀之事。庾信为周太子太保步陆逞作神道碑，用到此典：“本有消渴之疾，常饵金石自理。旧疾微增，奄捐馆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禅之书；校尉之营，惟余服食之器。”庾信把步陆逞比作司马相如，但司马相如死时曾留下封禅书，而步无此事。故写出来就与典故相反了。这种相反只是事实层面的相反，说写者对原典中的价值是认同的。言下之意，未留封禅书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再看宋代隐士林逋的《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林逋对当时的政治不感兴趣，对官场也无丝毫留恋，自信不会在死后留下《封禅书》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就把典故改反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是在事实层面上相反（这一例中是设想的未来肯定要发生的事实），而且作者对原典中包含的价值判断也予以否定了。实际上这属于庾信的第二种反用，并且有所发展，宋人称之为“翻案法”。宋人最喜翻案，王安石也是善用此法之人，其《贾生》诗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难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历来都认为汉家天子薄待贾谊，而王安石认为贾谊身虽远徙，他的政治主张却被文、景二帝采纳并付诸实施，所以汉家天子并未薄待贾谊。王安石之所以有此相反的看法，是因为他特别在意自己的变法主张能够借君王的权威得以施行，仕途进退则在其次。
由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庾信极大地推广了曲用典故的方法，将典故与所叙事情的互文参考供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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