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王昌龄“古雅”说的诞生背景,沈义父、张炎等人赋予“古雅”说的理论内涵,以及王国维“古雅”说的特殊性,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古雅”并非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内涵稳定、外延明确的范畴,它的定位仍要从中国文化的“尚古思维”和“崇雅意识”入手加以探究。
事实上,任何一种相对稳定、成熟的文化,在面临危机时都会选择以“复古”的方式为自身寻求精神支柱。诚如汤用彤所言:“大凡世界圣教演进,如至于繁琐失真,则常生复古之要求。耶稣新教,倡言反求圣经(Return to the Bible)。佛教经量部称以庆喜(阿难)为师。均斥后世经师失教祖之原旨,而重寻求其最初之根据也。夫不囿于成说,自由之解释乃可以兴。思想自由,则离拘守经师而入启明时代矣。”[37]以世界各种文化、宗教、文学的发展而言,复古是经常被用来作为革新的掩护的最佳武器。在中西方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推崇前人的作品是长期存在的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文人们的创作思路。陈子昂高举复古大旗是如此,王昌龄追慕应旸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陈子昂复古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而王昌龄则加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因素。他对应德琏诗作的欣赏,主要是基于个人认识层面。
“雅”之为文在于正统、典范,具有崇高的文化意义,代表了最高的美学追求。“雅”是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人格完美、道德高尚的精神诉求。崇雅不仅渗透到文学的发展中,也影响了文学实践和文论的发展。“雅”在甲骨文中写作“”。关于“雅”的词源考查,借助工具书有所了解:“雅”,形声。从佳,牙声。从佳,与鸟有关。本义:鸟名,乌鸦的一种。《说文》:“楚乌也。一名鸒,一名卑居。秦谓之雅。从佳牙声。”[38]“雅”初意是指一种鸟或飞禽,后衍生出“正”的含义。在古人看来,礼与乐紧密不可分,体现着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因此,才有了“雅正淫奢”之分。“雅”是统治阶层的,代表了贵族、士大夫的文化追求。孔子“恶郑声”正在于世俗文化对贵族“雅”文化的挑战泛滥的时代。“雅,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包含高古、含蓄、空灵的素质,与浅近、奔放、写实的‘俗’正好相对。”[39]有了二者的分别就意味着等级的悬殊、社会群体的划分。“所谓‘制礼作乐’,就是将‘礼’、‘乐’制度化。而这种礼乐制度的核心,则在于辨别、规定等级区分,使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有序化,并要求人们自觉遵守等级秩序,自觉尊重他人的等级地位。”[40]这正是“雅”这一概念诞生的社会生活源头。发展到后来,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文化教养的不同逐渐衍生出更丰富的内容。
在王昌龄提出“古雅”说之前,被后世目为文论范畴之一的“典雅”对其产生的影响最具意义。“典雅”语出《论衡·自纪》:“深覆典雅,指意难睹,惟赋颂耳”[41],本意指文字艰深、不易理解。士大夫们从自我的美学体系出发,挖掘出“典雅”范畴所具有的丰富的审美内蕴。儒家诗教强调政治教化是文学的首要功能,所谓“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正是当时人对诗歌功能基本认知状态的集中表现。而孔子对《诗三百》的定性——“思无邪”更直接奠定了儒家文艺美学思想的基调,其核心价值观正是要求诗歌创作不仅要能有益政治,更要符合“雅正”的审美规范。“典雅”的第一层面内涵正是儒家文艺美学所极力倡导的“思无邪”。自孔子以“思无邪”评价《诗经》,这一审美标准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儒家文人士大夫,并为他们所严格遵循。他们深信“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唯有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典雅”之文才是最好的文章。他们遵循“思无邪”的审美标注继续前行,将目光沉下去,关注社会、体察民生,使作品不仅具有记载历史的厚度,更有真切的生活内涵。刘勰反对“溺音”“俗听”,认为《桂花曲》“丽而不经”、《赤雁》等诗“靡而非典”的评价,正好说明了他承继儒家“雅正”的美学观,将“思无邪”作为“典雅”美的核心价值内涵。虽然刘勰并未一味否定民间音乐的价值,但他认为必须学习经典,令其合于“雅正”的正统观念,充分说明他认可的“典雅”之文必须满足“思无邪”的价值前提。
“典雅”不仅要求文艺作品思想纯正,达到“思无邪”的标准;同时也提倡“诗教”精神,《礼记》释为“温柔敦厚”。这一特征是“典雅”范畴另一层面的审美内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的注疏很好说明了“温柔敦厚”的含义,也正是“典雅”美的核心价值所在。儒家强调文学作品要平和、中正,怨而不怒。文学作品既要发挥讽谏的功能,又必须符合“怨而不怒”“止乎礼义”的标准才可称为“典雅”。“诗歌在政治清明的盛世,是歌颂时代政治的;在政治黑暗的乱世,是讽刺在上者的,这就是诗的美刺作用。”[42]“思无邪”的观念从文艺作品对社会现实干预的角度出发提出要求,“温柔敦厚”则是从具体的操作层面对文学作品做了规范性指南。
“温柔敦厚”也是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最重要的特征表现为含蓄。这一点得到了刘勰的认可,所谓:“《诗》主训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43]诗歌的含蓄之美历来为儒家所倡导,不仅缘于《诗》《书》时隔久远,文字艰深;更是因为含蓄之美是儒家文艺美学对“典雅”的定性。所谓“典雅”之文必须在内容上符合中正、平和的审美标准,做到哀而不怨。不仅儒家文艺美学思想蕴含着对“典雅”范畴的理解,某些文人受道家文艺美学思想启发,从崭新的角度重新阐发了“典雅”范畴的内在意蕴。儒家以“熔式经诰”为念,将人伦纲常视为“典雅”之美的核心。其中,较早明确提出“典雅”说的刘勰将其作为文章“八体”之一,并且是他最看重的一体。为了写出“典雅”之文他提出“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的主张。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风格本无优劣之分,刘勰对“典雅”的肯定则缘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他本人对魏晋以来文坛创作风气的不满。典,《说文》释为:“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尔雅》则曰:“典,常也。”可见其本义指先民遗留的著作,又因其间隔之久和影响之深,也可引申为古人制定的规章、制度和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关于“雅”,前文经过考证已知本指一种飞鸟,后引申出“正”的含义,故有“雅者,正也”之说。
综合就“古”“雅”二字理论内涵及其文化涵义的梳理,大致可以确定,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的“古雅”说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尚古思维和崇雅意识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他本人仕途坎坷、晚景凄凉的人生体验。王昌龄“古雅”说仅可视为对某一作家诗歌风格的描述,尚不具备文论范畴的典型特征。学术界虽有将“古雅”视为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之一的成果问世,但其立论根基不牢,未可采信。而以王国维“古雅”说为中心的讨论,则未就这一概念的历史生成作全面考察,亦不可作为认定“古雅”为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走向成熟的理论依据。[44]
【注释】
[2]曹顺庆,李天道著:《雅论与雅俗之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马正平:《作为时空之美的“古雅”》,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张郁乎:《从〈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解〈人间词话〉》,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10期。
[5]汪涌豪著:《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6]李天道:《“古雅”说的美学解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7]俞绍初编订:《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6页。
[8]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9]马正平:《作为时空之美的“古雅”》,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0]冀志强:《王国维“古雅”意蕴之考察》,载《枣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
[11]张郁乎:《从〈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解〈人间词话〉》,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10期。
[12]罗刚:《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载《文史哲》2012年第1期。
[13]张伯伟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83页。
[14]王勃著,蒋清祤注:《王子安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15]陈弱水著:《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16]罗宗强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1页。
[17]沈义父著,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0页。
[18]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19]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页。(www.xing528.com)
[20]谢榛著,宛平校点:《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9页。
[21]“嘌唱”作为一种通俗的演唱伎艺,它最初可能只是流行在市井勾栏中的一种演唱方式,但因为其通俗性,深受市民喜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与“小唱”“说唱”等伎艺分庭抗礼,成为一种专门的演唱伎艺,而且有了专门的“嘌唱”演员。参见赵义山:《“嘌唱”考论》,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22]沈义父著,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0页。
[23]沈义父著,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0页。
[24]沈义父著,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4页。
[25]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
[26]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27]徐中玉著:《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28]沈义父著,蔡嵩云笺释:《乐府指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0页。
[29]张炎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30]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页。
[31]胡应麟著:《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5页。
[32]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6页。
[33]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页。
[34]谢榛著,宛平校点:《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9页。
[35]周建萍:《“雅”精神及其审美表现形态“古雅”和“风雅”》,载《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春之卷。
[36]张郁乎:《从〈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解〈人间词话〉》,载《哲学动态》2015年第10期。
[37]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7页。
[38]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39]王先霈,王又平著:《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40]曹顺庆,李天道著:《雅论与雅俗之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41]郭绍虞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42]曹顺庆,李天道著:《雅论与雅俗之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43]刘勰著,周振甫译:《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页。
[44]罗刚:《学说的神话——评“中国意境说”》,载《文史哲》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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