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在《诗格》中首次提出“古雅”的主张，认为“诗有五趣向，一曰高格。二曰古雅。三曰闲逸。四曰幽深。五曰神仙……古雅二。应德琏诗：‘远行蒙霜雪，毛羽自摧颓。’”[13]应被视为“古雅”一词被引入文学批评的发轫。这首诗描写了鸿雁在长期远行中蒙受霜雪，羽毛日渐摧折脱落的景象。在这首诗中，作者喻指自己在漂泊生涯中久历磨难，已无力高翔，找不到安全的归宿，只怕要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接着两句说：“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即丧失生命。这四句正是雁儿“戢翼徘徊”的原因，也就是诗人自己茫然不知何从的原因。全诗描写了诗人往日的遭遇，反映了当时文人在连年战祸中忧惧恐慌的心理，和急剧变革的时代下士子未能建功立业的苦闷，引起了久困科场与仕途的王昌龄的情感共鸣。
王昌龄，字少伯，后世誉为“七绝圣手”。他正好处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上，李唐王朝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危机，他们将解决现实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复兴“古道”上，落实到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极为浓厚的复古思潮盛行。从现象层面来分析，唐代文人阶层是在“复古”的旗帜下进行文学改革，基本的逻辑前提是他们都认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文具有独特的社会功用。正是通过反思“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14]的文学风尚，隋唐代士人开始重新考量文章是否有助于政教的现实问题。(www.xing528.com)
隋唐时期，士人阶层对文学逐渐发生偏移。对于齐梁以来的“江左余风”普遍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并非是对魏晋文风全然不顾，而是希望文学创作以“惩劝”为目的。其核心主张是：“文辞应该为政事教化服务，政教则当先以先圣哲王的教训为依归；六经是一切文字的典范，文章写作如果走错了路，表示统治者的心已经陷溺，政治上自然无法上轨道。”[15]身处此种文化氛围中的王昌龄自然也对复古之潮颇有好感，但他又不完全认同复归三代的主流文学观，而是更倾心于魏晋士人中颇具苍凉之感的作品。这或许与王昌龄的人生经历有较大关系，“他们与代表盛唐之音的那些诗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不是充满自信，充满青云直致的壮志，而是把生活看得很惨淡。”[16]现实生活的无奈使得诗人们更多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自我的内心世界，以希求获得精神的慰藉。以王昌龄、皎然、司空图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论家，仔细品味前人留下的巨大精神财产，力求有所获益。他们没有初唐诗人的宏图大志，也缺乏盛唐诗人的雄心壮志，更多地沉浸在诗文的世界中。同时，自沈约以来重视音韵的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唐代诗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诗格”类著作就是明证。在继承前人精研声韵的基础上，将文人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了诗歌自身的特征上，不仅使得诗的创作有了更为精细的挖掘，也带来了文学发展的新高潮。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王昌龄创作《诗格》，以及他提出“古雅”说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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