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诗三百，下殆近体律绝，观之历代诸诗体，按诗乐关系可分为可入乐的“歌诗”与不合乐的“纯诗”。[14]汉朝兴起的文人诗，可谓诗与音乐脱离的滥觞，自斯中国诗歌便有了纯文字性的一脉，并历经汉魏六朝文人的发扬而向藻饰雕绘、陶钧文心的方向探出另一番天地，而至宋代，歌诗已然杳渺不闻，唯金、元时期的少数乐府稍可入乐[15]。而歌诗与纯诗风格上的迥异，跟诗与乐的亲密疏离不无关系，从中可见乐对诗的内在影响。
1.唐代之前的歌诗与纯诗
歌诗与纯诗的分途当以汉代文人诗为始。虽然楚辞骚赋中已有屈、宋以文人身份介入创作，但诗骚的音乐性质犹在，且在整个时代环境当中尚属个例，故而还是并入歌诗。胡震亨在《唐音癸籖》中对唐代之前的入乐歌诗总结如下：“古人诗即是乐。其后诗自诗，乐府自乐府。又其后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诗即是乐，三百篇是也。诗自诗，乐府自乐府，谓如汉人诗，同一五言，而‘行行重行行’为诗，‘青青河畔草’则为乐府者是也。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者，如六朝而后，诸家拟作乐府铙歌朱鹭、艾如张，横吹陇头、出塞等，只是诗；而吴声子夜等曲方入乐，方为乐府者是也。”[16]可知唐代之前可视为歌诗的诗体主要有诗经、楚骚、诸国歌谣、乐府民歌、吴歌西曲、唐声诗；具有独立文学性的纯诗为汉末以来的文人诗、乐府旧题拟作、新题乐府、民歌仿制之作、唐代古风、新歌行，等等。
关于《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重要源流之一，早在孔子便有“思无邪”的说而以之为哀而不伤、文质彬彬的“正乐”。概其《风》《雅》《颂》，或诉民间男女情事，真朴可爱；或叹役夫征戍之苦，恳切深挚；或讽权贵宫闱之事，形容生动；或言农人稼樯之乐，自然铺陈；或颂先人筚路之功，雅正雍容。除却上古语辞与今日语言年代上疏离化而产生的艰涩之感，《诗经》尤其是《国风》《小雅》整体上还是一派率尔天真之气，带有先民时代浑然素朴的浓醇情味。与《诗经》同期以及早于《诗经》的流传歌谣，也大抵如此。
《楚辞》与《诗经》相比，韵味殊绝，奇思纵横，文采纷披，受巫风古俗影响，草木菁华，人神共舞，而其中凄怨之情、幽慕之思，怅然深笃，足以感人至深。春秋战国乱世散佚流传之歌谣，与汉代乐府民歌皆以真朴深挚动人，不事雕琢，感于哀乐而因事而发，写遭际之不幸，往有血泪泣下，如《垓下歌》《病妇行》《陇头歌》等。吴歌与西曲多唱民间儿女幽情与水边船上之思，大胆直露又不失婉媚清丽，地域色彩浓厚，而声情兼美，独有性灵。如《子夜歌》一首：“盛暑非游节，百虑相缠绵。泛舟芙蓉湖，散思莲子间。”
虽然汉代之后文人写诗风气益胜，但唐代之前，入乐歌辞仍占主流，歌诗风气从未消歇；而文人诗虽不入乐，但却拥有“选诗入乐”的合乐性，写成之后大可谱入管弦用以歌唱。如《诗品》中：“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也。”[17]清代吴乔《围炉诗话》云：“《古诗十九首》，谓是古不知何人所作之诗，亦在乐府中……古诗皆乐也……”[18]，可证古诗也是可入乐的。这种文人诗的可入乐性，使得汉代古诗、魏晋文人诗依旧保留音乐文学的地位。如前人的评价，《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曹植诗“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阮籍诗“响逸而调远”……
六朝诗律声病之说兴起，文人诗渐入绮靡，文辞典丽，错彩缕金，雕琢之风被发扬到极致。盖六朝乱世之中，乐工流散，前代乐章不存，诗歌唱法不兴之故，音乐性的丧失，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更重于前代，诗人钻研声律，使创作完全独立于音乐。然而对六朝文人诗艺术价值的评价，后人多从钟嵘之“文多拒忌，伤其真美”[19]。
2.唐宋诗风迥异
唐诗和宋诗历来被先贤时彦并置而论，其高下之争也延绵了几百年依旧未曾定音。但唐诗和宋诗分别代表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引领着各自时代的性情风尚，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宋诗和唐诗相比，具有富于理趣、以文入诗的鲜明特点。吴乔《围炉诗话》：“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20]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21]唐诗重情，真率感人；宋诗尚理，思致幽渺。前者赢在境界，中有万千气象；后者研于诗法，尽显字句功夫。
可以《采莲曲》为例略窥唐音宋韵之别。《采莲曲》为汉魏乐府旧题，经南北朝翻为新声，而至唐代归入相和歌辞演变为七言声诗。
如王昌龄的《采莲曲》：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又如白居易的《采莲曲》：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
王诗中，罗裙与荷叶同色，人面共花容清绝，景趣天然，脉脉含情，而闻歌方觉人来，又别有一分清丽巧慧；白诗巧于细节，涟漪船影，依依风荷，女子含羞浅笑，碧玉搔头悠悠坠水，极为自然韵致。(www.xing528.com)
而再看宋代陆游的三首《采莲曲》：
采莲吴姝巧笑倩，小舟点破烟波面。双头折得欲有赠，重重叶盖羞人见。
女伴相邀拾翠羽，归棹如飞那可许。倾鬟障袖不应人，遥指石帆山下雨。
帝青天映曲尘波，时有游鱼动绿荷。回首家山又千里，不堪醉里听吴歌。
唐声诗的曲调至宋多已遗失，《采莲曲》到了陆游的时代，只余旧题而唱法不存，这三首均属于拟作歌行。和王诗白诗相比，陆游的《采莲曲》明显重于雕琢，如前面两首之“巧笑倩”“烟波面”“翠羽”“归棹如飞”皆着语修饰，不若王、白二诗天然灵动；而不论欲赠还羞以叶遮面，或是倾鬟障袖复又遥指山下，与白诗中颔首浅笑、不觉玉搔头落入水中的女子相比，仍是稍显有些造作，失了天真动人的清丽之姿。陆诗的第三首，仍然是用语修饰过密，后两句深入人物心理，思归之苦，深沉蕴藉，“又千里”“不堪”等语，哀情过沉，与前两句极力营造的幽美景致有失协调，沦于愁苦，语调重矣。
对比陆游与王、白的《采莲曲》，唐诗宋诗风格的不同可见一斑。
但至于为何会出现唐宋诗风的巨大差异，却罕有人提及音乐因素。在我看来，唐诗是唱出来的，诗乐相容，宋词是写出来的，诗乐分离。唐代声诗呈现为音乐，用语自然不可艰深，以轻灵自然、唇吻流利为佳；而宋诗无须歌唱，故而日益务求思致文华。这便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却明显被学界忽视。
唐诗璀璨于一个如诗如歌的时代，强大的国力与海纳百川的心胸使大唐得以汇聚西域诸国的音乐文化，新的乐曲、乐器、歌舞形式如河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流入中国，为中土的轻歌曼舞注入生命力更加丰沛的节奏与激情，以及更具感染力与震撼力的新奇音响。上至君主公卿，下至寻常百姓，莫不沉醉在渲染了繁华盛世的燕乐声中。盛世浓郁的音乐氛围与唐代自由包容、激情浪漫的时代精神相互影响，产生了浪漫多情的才子诗人，燕乐声里，歌诗大炽。为了配合唐帝国震撼人心的新兴音乐，代表唐诗最高艺术水平的律绝应运而生。律绝是唐代供人咏唱的声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亦是当时诗歌艺术与音乐艺术的最完美的结合。薛永弱《集异记》中旗亭画壁的佳话，传唱千载的渭城朝雨，李白《清平调》声中的国色天香，皆是绝句歌唱之例。而唐代唱诗之风大盛，可入歌声的不仅有绝句，唐宣宗《吊白居易》中有名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李白更常常于诗中引吭高歌：“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白居易等人亦有新乐府之佳制，可见乐府歌行亦可入乐。徐养源《律吕臆说·声依永说》：“凡七言近体皆可歌。”汪师韩《诗学纂闻·乐府》：“七言律诗，即乐府也。”[22]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多有唐人唱诗的记事，任半塘先生的《唐声诗》中亦有大量唐诗传唱的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绚烂的燕乐伴随着唐诗的辉煌。
到了宋朝，诗的音乐性渐渐消失。受理学的影响，养成了宋人博雅好静的气质。宫廷雅乐、燕乐因五代乱世逐渐失传，宋代的音乐往往将丝竹新曲汇入民间俗乐，轻歌缓调，与词体相结合。文人写诗便不再似唐人那般随乐唱出，写出来的诗也不再用于歌唱，故而专攻诗法，精于研理，又赋予诗更为广阔的思想内容、社会功用，企图在唐诗之外独树一帜。宋初以王禹偁为代表的“西昆体”诗人是效仿晚唐五代诗的，后来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苏轼等人力矫“西昆体”之弊病，并与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共同另辟蹊径，在唐诗之外奠定宋诗特有的风格气质。南宋诗坛又经历过陆游、杨万里等人的“诗坛中兴”，而永嘉、江湖诗派又再度学习晚唐……
宋人写诗始终是与唐诗“较劲”的，并且在诗论、诗法、诗境中下足了苦功夫，却终究没有超越唐代诗歌巅峰。严羽《沧浪诗话》：“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23]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无足与道。”吴乔《围炉诗话》：“唐人工于诗也，而诗话少；宋人不工诗，而诗话多，所说常在字句间。”可见，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24]又“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独独失去了唐诗的音乐性，便不及唐诗情味醇厚，兴象华妙。
3.宋后诗靡
唐朝末年，经历过五代乱世，政权朝更夕替，礼乐衣冠形同虚设，唐代的音乐也走向衰亡。“泊于离乱，礼寺隳颓……梨园弟子，半已沦亡，乐府歌章，咸悉丧坠。”[25]而宋代之后，诗体也渐渐衰落。如《文心雕龙·时序》所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26]，文体的演变与衰落是随着历史时空的变换交替自然发生的，亦是必然的规律。唐诗在唐代发展至巅峰，到了宋朝便是强弩之末，随后也自然不免衰落于元明清。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唐宋之后，诗体从未消亡，尽管有宋词、元曲等新体挑战诗的地位，诗却从来没有在文坛上让位，反而数量代增，宋诗多于唐诗，明诗多于宋诗，清诗尤其多于前几代诗歌数量的总和。唐后历代文人苦吟写诗，又几度翻新变革，然而不是尊唐便是效宋，即使到了清代“唐宋兼宗”，也只能做到“超越元明，上追唐宋”[27]而已。
元诗宗唐尚古，虽整体上纠正了宋诗后期的弊端，却独创性不高。又由于异族统治断绝汉人科举之徒，其成就与创作热情更不可与唐诗同日而语。明代文学兴起过两次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先在“前七子”倡导下主张“诗必盛唐”，随之又先后取法初唐、中唐，“后七子”复又转效盛唐，虽然仍有公安派、竟陵派反之以“性灵”，却无碍于后世对明诗的极低评价。清诗质量虽高于元明，却也无出宗唐、宗宋、性灵三个取向，窃以为，清诗有所成就，原因不过两点，一是诗作基数大，十万余诗人创作的至今都还未数清的诗歌中倘若寻不到佳作，未免也太过难堪；再者便是晚清乱世“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了。
宋以降，诗人们钻研图新，矫枉过正，却捻断胡须也吟不出一首唐音，其实缺的还是那遗落于历史时空的一缕缕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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