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星云大师“人间诗学”思想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何在？一个人的文学思想既可以通过专文专著论说之，亦可通过其创作中对文学规则的选择与运用体现出来。星云大师笔耕数十年，著作上百部，文字千余万，在如此丰赡的成果中，既有论文学之专文，也有如珠玉般散落于各类著作字里行间的文学观点，还有大师通过一系列著作的创作而表现出的文学取向，这一切可以说都是大师“人间诗学”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是一座值得不断深入研究的思想宝库。本文在此，仅就星云大师人间诗学思想中笔者自觉有所启发的若干要义略做叙述。
1.文学的意义：“为人服务”
“文学的意义”一直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对于这一命题的阐释自古以来就存在众多不同的答案。如在中国，古代有“诗言志”和“诗缘情”说，有“文以载道”说等，而当代文论则有把文学的本质归于意识形态之说等；在西方，古代有“模仿”说，近代有“游戏”说和“感性认识”说等，当代文论则有以“否定文学本质意义”为意义的观点，等等。显然，古今中外的不同答案是从不同视角阐释此命题之结果，我们很难说哪一种答案是唯一的和标准的，多元意义正是“文学的意义”命题的特色所在。而星云大师对“文学的意义”命题的阐释视角与前人又颇为不同，读来令人深受启发。
星云大师一生与文学关系密切，正如大师所说：“我这一生，除了与佛教的关系特别的殊胜，其他的学术文化，就要算我与文学的因缘最为深厚”[3]。而我们从大师的文学创作、编辑、传播活动中不难看出，大师的文学活动一直存在一个“为人”的视角：如在宜兰雷音寺时，大师因那时一些年轻人连国语都不会说而“带着他们写作、唱歌”[4]；又如在大师三十岁到四十岁的“文学时期”，大师的许多写作活动是“想到当时台湾社会的教育水平又比我差一点，我也觉得应该为他们服务”[5]；再如大师认为办《觉世》的最大贡献之一便是“引发社会公论，维持社会公义”[6]；如此等等。对于一生的文学活动，星云大师认为“都合乎我‘为人服务’的理念”[7]。因此可以说，以星云大师的视角观之，文学的意义正在“为人服务”。对文学意义的这一认识，始终贯穿于大师一生的文学活动中。
文学的“为人”特征其实并非今日始被发现，高尔基便曾有文学即“人学”的著名观点，即便在中国古代人们也已注意到了这一特征，无论“诗言志”还是“诗缘情”，都已包含“为人”的意义。不过，星云大师“为人服务”中的“人”，更多指的是“他人”而非“个人”，这与前人所谈文学的“为人”特征显然是不同的。如高尔基文学即“人学”观点中的“人”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或者说指“人性”，且落实到具体的“人”时更多偏向的是“个人”而非“他人”，这种观点在西方较为流行。再如中国的“诗言志”和“诗缘情”中的“人”也更多指向“个人”，所以古人很重诗的“自适”功能；虽然中国古代对文学“教化”功能的强调也表现出文学“为他人”的意味，但“教化”中的“为人”更多强调的是“改造他人”，这和星云大师强调的“服务他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文学的功能：“给人欢喜”
与文学的意义一样，文学的功能同样是多层面的，古往今来人们对文学功能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定位。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和《毛诗序》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都强调了文学的服务于社会政治的功能；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陶冶”说和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则强调了文学的教育功能；近现代文论则逐步开始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如此等等。而星云大师以“给人欢喜”来定位文学的主要功能，同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星云大师曾说：“我这一生，做什么事都是要给人明白、给人欢喜、给人接受，写文章也是一样。”因此，大师特别强调要做一个“快乐的文学家”，强调“自己要能制造快乐”。大师在进一步谈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时说：“人老了总有一天会死，但是我期许自己要做个死的活人，我就是死了，也一定要留一些欢喜、留一点快乐、留一点语言、留一点趣味给大家，这就是我的人生观。”[8]一个文学家要能自己创造快乐，要给他人带去快乐，还要留给后人一点快乐，实现这一切，在星云大师看来，都可以依靠文学。因此可以说，星云大师给文学功能的主要定位便在“给人欢喜”。
前人以“娱乐”为文学功能的观点与星云大师“给人欢喜”的观点有一定的共通之处，但两者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娱乐”功能主要指在非功利状态下所获得的一种审美感受，是对作品中喜怒哀乐等情感的最真切自然的感受，其本身并不强调指向某种特定情感。“给人欢喜”却有着明确的情感指向，它强调的是给人带去快乐，而不是痛苦。此外，所谓的“娱乐”功能包括了“自娱”和“娱人”两个方面，而显然“给人欢喜”更强调的是为“他人”带去快乐，指向更为明确。这和星云大师文学的意义仍“为人服务”观点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www.xing528.com)
3.文学的评价标准：“表情达意”
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是好的文学作品？对此问题历来就没有一个统一不变的标准，因为文学的好坏标准是与对文学意义和功能的定位密切相关的。正如鲁迅先生论《红楼梦》的那句名言：“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视角不同，对文学意义和功能的定位就不同，对文学的解读与评价自然也就不同了。从“为人服务”和“给人欢喜”观点出发，星云大师认为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最重要的就是看是否做到“表情达意”。
星云大师评价文学的这一标准深受胡适先生的影响：“我受胡适之先生最大的启发，就是他说的：‘写文章就是表情达意，表情表得好，达意达得好，就是好文章；写文章如说话，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我读到此，几乎廓然大悟。从此觉得写文章如说话，不要雕琢，不用过度描写，我把《作文描写辞典》束之高阁，凭着自己的说话，表情达意，就是我写文章的文学辞典了。”[10]所谓的“表情达意”，可以借用胡适的“八不主义”来解释，即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滥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模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11]。因为表情达意了，也就自然合情合理了；合情合理了，则必然感动人心；“必须感动人心，才算是上好的文章”[12]。
星云大师的“表情达意”说是对文学通俗化的一种积极追求，并且大师将他的这一文学追求贯穿在了他千余万字的文学创作实践之中。
4.文学的创作原则：“给人明白”
中国文学历来便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习惯，一不小心便会落于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境地。如晋宋时期文风便崇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13]，至齐梁而有沈约提出“三易”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14]再如唐代骈文盛行，其博奥晦涩之风不亚晋宋，于是有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强调“文从字顺”“务去陈言”。星云大师所处时代面临的问题，与沈约、韩愈所面临的问题颇为类似：文学领域尤其是佛教领域，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将问题讲得清楚明白者少，用晦涩繁复的语言将问题讲得令人不懂者多。星云大师为此提出他的文章创作原则，即要“给人明白”。
星云大师曾言：“在我一生中，深深地体会，讲经说法，讲得给人听不懂非常容易，引经据典，从各家说法撷取篇章片断，原本简单易懂的佛学，经过复杂的分析、解释，即令人堕入五里雾中，不明所以，要让佛法给人听得懂、看得懂，反而不是那么容易的。”[15]“我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讲话要给人家听得懂。”“我这一生，做什么都是要给人明白……写文章也是一样。”[16]大师“给人明白”创作原则的提出，是他文学通俗化追求的进一步延伸。不过，与前人提出的通俗化原则稍有不同的是，星云大师的通俗化理想更强调“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的口语化创作方式，这在大师的大量作品中都得到体现。而这一创作原则，也与“为人服务”的文学意义、“给人欢喜”的文学功能、“表情达意”的文学标准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
星云大师人间诗学的内涵非常丰富，绝不仅仅只上述四个方面，但受篇幅限制，本文仅就上述四个方面做简单阐释，人间诗学内涵其他方面的内容将留待以后再做进一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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