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文学图像的历史演变

清末民初，缘于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大学教育的兴起，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文学革命”倡导者自我经典化的历史追求，中国文学史书写遂蔚为一时之潮流。^[26]文学史作为新兴事物，无论是从概念、体式，还是结构、内容，都曾引起广泛讨论。至于编写路径，正如1930年代一位文学史编者所说的，“编文学史的不外两种态度；一是就每一时代的文学观念下，把所有的史料分析整理，以见其史的流变；一是就现代文学观念下，去寻绎擘画前代的史料，以见其史的流变。”^[27]虽然民国初年对于文学史的写法曾有诸多讨论，也出现了许多面貌各异的文学史著作，然就大势而言，至三十年代以后，多数中国文学史著作选择的是第二条道路。这其中包含了文学观念转换所产生的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在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大多会在开篇讨论“文学”的定义，或不加辨别地列举中外各种关于“文学”的界定，或通过引述各家看法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刘永济曾撰写带有概论性质的《文学论》一书，其中第一章从文化发展之概观、文学成立及发达之原因、文学之两大作用、属于感化之文之性质、文学与他种学术之异同、文学之功能、我国历来文学之观念、近世文学之定义等方面讨论“何为文学”。^[28]在中西“文学”概念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下，辨明“文学”的定义显然颇为重要，然而早期的著者多数显示出在中西概念之间的游移，后期的著者又往往一味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的“文学”创作。因而郁达夫将定义“文学”看做是难事和愚事：

天下的事情，比下定义更难的，恐怕不多；天下的事情，比下定义更愚的，恐怕也是很少，尤其是文学两字的定义。^[29]

郁氏的上述说法，得到了汪祖华的赞同：“中外古今，不知有几许文人，费掉几许精力和时间，在研究这个‘文学’两字的定义上，意见纷歧，莫衷一是，直到现代看起来，也只能说得了几个比较合理的概念。”^[30]朱星元作于1935年的《中国文学史外论》（1939年修订后改名为《中国文学史通论》），更是一部讨论中国文学史书写各种问题的专书，其中第一章即述“文学定义”：“我们都知道，要读文学史，或做文学史，必先要认识文学二字的真义，倒底是什么？但在吾国以前，对于文学二字，素来没有完善的解释，虽在往昔书籍上，也能寻到‘文学’二字；但他所指的，不是文学的真义。”^[31]由此引出的，则是对西方“文学”概念的认同，以及基于这一概念及其包含的知识系统对中国文学历史的选择与建构。

然而，问题却始终存在。正如有学者所提示的：“不论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发现了什么东西，它们都不可能摆脱一种总是有欧洲文学参与的学术史和合法化过程。人们总是能够提出这样的异议：为什么一谈到体裁形式，就要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形式来限制人们对汉语写作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体裁和形式的认识呢？为什么一些写作形式由于正好不符合这些形式类型而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呢？在人们常常问到的那个既简单又难以回答的‘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中，真正至关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从世纪之交以来，这个双程扩散的新词语的词源似乎一直通过英语翻译提示着一个同义反复的答案：‘文学’就是literature。但‘文学’为什么正好等于literature呢？”^[32]中西“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的差异以及不同时期对“文学”概念理解的变化，使得类似的疑问会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反复提起，也会因此产生各色不同的答案，对文学历史面相的认识也会得出不同的见解。

概念意涵的多元性因为辞典的编纂而隐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在使用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误植”现象。陶履恭指出：

世人用语，率皆转相仿效，而于用语之真义反漫然不察。物质界之名词，每有实物可稽寻，世人用之，或能无悖词旨，鲜支离妄诞之弊。独进至于抽象之名词，无形体之可依托，而又非仅依吾人官觉所能理会。设转相沿袭，不假思索，非全失原语之真义，即被以新旨，而非原语之所诂，此必然之势也。^[33]

既然概念的“误植”客观存在，论者在研究过程中，需注意两点：一、以事实说明问题。王国维《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915）云：“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34]历史情境不同，与概念相联系的意义也必然随之改变。由此而言，探讨概念内涵的变迁，构成历史情境的“事实”自是不可回避。二、对古人保持适当的理解和同情，防止“过度诠释”。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谓真瞭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35]对概念演变历史的考察，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予“同情之了解”，而不是以后设的理论作为历史批评的依据。

吴康在关注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学”概念的差异时，强调应在把握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展开比较研究：

昔仲尼述弟子四科，首标文学之名，说之者谓文章博学（邢疏），盖谓博通学术，善为文章，二事兼能，非但操觚载笔为文辞而已。近百年中，海通以还，浸淫欧化，译名新义，风起云涌，特较故训，多有异同。今言文学，乃译拉丁语律兑来Litterae谓美文学Belles Litters著述之总称也。美文学者何？谓讨究为文之术，谨严弘丽之作，若文法，雄辩（修辞学），诗歌诸学是也。拉丁又言律兑拉杜Litteratura，由律兑来孳乳而生，即今英法德语文学一词所本（英Litterature，法Littératur，德Litteratur）。^[36]

根据吴康的论述，西方近代“文学”概念的涵义十分丰富，有“外周”与“内涵”之别。其中“外周”诸义，与广义的“学问”类似，根据用以指称对象的不同，可作以下分类：其一，“文学为美文学智识之总称，如庠序所设文学课程，凡文法、修辞、诗歌诸科讲授，皆在其中”；其二，“一文学作家之篇章，或其著述全部，如司马相如之文章，亦曰司马相如之文学，言其所作三篇，如《子虚》《上林》之流，或其生平著书之总也”；其三，“文学职业，如曰专意肆志于文学，谓委身于文艺作业也”；其四，“一民族，一国家，一时代文学作品之总量，如犹太文学，中国文学，英伦伊利萨白Eliazbath朝文学其例也”；其五，“地方一时代文学作家之全体，如云全体文学称扬或攻驳某书某人也”；其六，“讨论一问题著作之总体，是为书目，为经籍志Bibliography，如探究唯心论之书目，可曰唯心论之文学，论述社会注意派之经籍志，可曰社会主义之文学也。”

同时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文学”与“科学”相对，相当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历史、文艺、政治、社会诸学，“凡述情状物，辨理纪事，但施之文字记载，即得谥曰文学，是乃著述之总称，方策之称号矣”；狭义“文学”，即所谓“纯文学”，“则为著述一部分之专名，以宣扬意志、发舒情感之作为归，不拘叙事述情辨理之篇，皆以艺术精工，条理明密，思想深远，始得号曰文学，则散文之论辨、史传、小说、述记，韵文之诗歌、剧曲等类是也”。吴氏比较中西文学之异同，之所以由对古今中外“文学”概念内涵和外延予以细致考辨入手，正是认识到其间的差异及由此反映出学术观念和学术体系的不同。

当历史叙述逐渐远离清末民初的时代语境，古今/中西两种“文学”概念的演变也最终以结果而不是过程为人所熟知，其间的断裂性更加受人注意。有论者指出：“中国传统文论没有西方式的本体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只有诗、文、词曲、赋等文类概念。这表明古代的文学研究在学科分类的背景上缺乏西方式的严密系统的逻辑划分，而没有此种背景划分进而决定了传统文论难以产生强有力的文学理念，并在理念的逻辑引导和系统理论的演绎下产生出西学质态的文学理论。”^[37]中西两种知识具有不同的传统与系谱，近代知识转型过程中，西方知识体系作为高势位的文化输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力冲击，“文学”概念的转换即是其中之一。在此背景下，以西方观念为标准，也就难免会产生“失落”之感。然而假如改变视角，概念的转换虽以西学汉字术语成为常用概念而告终，但其间转换的历程却远比“替换”更为复杂，在西方知识“本土化”的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包括中国）的参与，西方话语的“霸权”虽然存在，但彼时的中国学人并未真正“失语”。陈钟凡强调对“文学”定义应当是“以远西说，持较诸夏”，认为中西概念之间亦有相通之处，而其定义界说之所以“殊科”，则是缘于中西文学传统的差异。^[38]刘永济的“文学”概念也自立于“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认为“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力求贯通古今，融汇中西。^[39]只是类似的声音，在历史变迁的洪流中被逐渐淹没。

晚清民初当传统旧学遭遇西方新知，“文学”概念发生转化，形成新的文学知识系统与学科体系，展现出概念演变的丰富历史文化图景。梁启超述及思想、观念演进之趋势指出：“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王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尚’。”^[40]近代“文学”概念的生成、演变，在某些方面亦有梁氏所说的上述特征。反其道而行，在古今演变、中外对接的历史语境中考析“文学”概念的变迁及其知识系统的形成，透见的是古今中西文学史观和文学学术体系的差异。由此出发，依循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展开的是丰富的文学史图景，重建中国文学历史的帷幕，或许也可借此开启。

【注释】

[1]20世纪西方学界有两位重要的学者曾以“什么是文学”（What is literature？）为题发表过著作或者文章，一位是法国思想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一位是美籍学者雷·韦勒克（René Wellek）。2007年，英国剑桥大学、罗汉普顿大学教授阿瑟·吉布森（Arthur Gibson）出版了一部同名专著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多集

[2]戴叔清编：《文学术语辞典》，文艺书局1931年版，第11页。

[3]卢前：《文学之诠释及其界说》，见《卢前文史论稿》，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页。

[4]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5页。

[5]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第31页。

[6]黄远庸文发表于《国民公报》，系为梁漱溟1915年9月编《晚周汉魏文钞》所作序。引自《远生遗著》卷四，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本，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82页。

[7]唐君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见《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民国丛书》第1编第5册影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95页。

[8]其中亦不乏以传统分科观念为准则的例子，如马一浮（1883—1967年）。具体论述，参见胡晓明、刘炜《判教与分科：马一浮的六艺论与近代中国的学术分科》，《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9]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页。

[10]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5-55页。

[11]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一编《绪论》第一章《文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页。

[12]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页。

[13]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页。(https://www.xing528.com)

[14]蔡元培著、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15]章克标等编译：《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1932年初版，1933年再版，第411-412页。

[16]［日］长泽规矩也：《中国学术文艺史讲话·序说》，胡锡年译，世界书局1943年版，第11页。

[17]高凤谦：《新字典·缘起》，见《新字典》卷首，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1-2页。

[18]颜惠庆：《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版，第1350页。

[19]舒新城主编：《中华百科辞典》，中华书局1930年初版，1936年增订4版，第140页。

[20]戴叔清：《文学术语辞典》，文艺书局1931年版，第11页。谢冰莹、顾凤城等编《新文学辞典》，照录了戴氏辞典对“文学”所作的解释。参见谢冰莹、顾凤城等编《新文学辞典》，开华书局1932年版，第37页。

[21]舒新城等编：《辞海》（合订本），中华书局1947年初版，1948年再版，第610页。

[22]顾志坚主编：《新知识辞典》，北新书局1934年初版，1937年3版，第26页。

[23]曾毅：《中国文学史》第一篇《绪论》第六章《文学之分类》，泰东书局1915年初版，1918年再版，第16页。

[24]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上册第一篇《总论》第六章《文学之种类》，泰东书局1929年订正初版，1932年4版，第21页。

[25]汪祖华：《文学论》第一章《文学的定义》，南京拔提书店1934年版，第13页。

[26]参见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27]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例言》，开明书店1935年初版，1937年4版，第1页。

[28]刘永济：《文学论》，太平洋印刷公司1924年3版。文光书局1932年出版署文学研究社编的《文学论》，也即是此书。该书又有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9]郁达夫：《文学概说》第三章《文学的定义》，商务印书馆1927年初版，1931年再版，第17页。

[30]汪祖华：《文学论》第一章《文学的定义》，南京拔提书店1934年版，第1页。

[31]朱星元：《中国文学史外论》，东方学术社1935年版，第12页。

[32]［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3-334页。

[33]陶履恭：《社会》，《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34]王国维：《再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观堂集林》卷一，《王国维遗书》第1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3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寅恪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36]吴康：《比较文学绪论》，见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37]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38]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1940年6版，第5页。

[39]刘永济：《文学论》卷首自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4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论时代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